上海代表话说改革开放30年：民主在渐进中突破

　　身边变化折射改革开放成果

　　上海代表话说改革开放三十年

　　本报特派记者 缪毅容 王海燕 谈燕 栾吟之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

　　1978年，在上海代表团驻地京西宾馆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号角。

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在京西宾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来京参加“两会”的上海代表谈及改革开放，更多了几分感慨： “改革开放30年对于我们国家、民族乃至我们每个人，都意义非凡”、“在新起点实现新发展，我们依然要不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把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 。

　　步入高等教育大国行列

　　【代表亲历】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革命’，使中国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变。”谈及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来自复旦大学的秦绍德代表将视线聚焦到高等教育领域。

　　“30年前，以解放思想为契机开始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高考制度恢复了，广大青年有了进大学深造的机会。这些年，特别是近10年来，教育改革不断推进，招生人数不断增加、高校布局重新调整，大学已从1997年的1000多所，发展到现在的2000多所，大学毛入学率从9.1％上升到23％，在校学生人数从680万上升到2600万，高等教育正进入大众化时代，我国也已步入了高等教育大国的行列。”

　　“改革开放也给复旦大学带来大发展。”秦绍德代表说，复旦大学的学科布局、教育科研成就的数量、水平，以及国际上的声誉和知名度与30年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复旦大学推出一系列改革：推行本科生通识教育、自主招生改革、校内科研体制改革、向全球招聘人才等，“这都是不断思想解放的结果。”

　　【声音】

　　改革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秦绍德代表说，改革开放的历程让我们充分体会到，改革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要从旧的体制、机制束缚中解脱出来，去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如今，我们国家正处在发展的新起点上，前进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困难更多，这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攻坚克难的勇气，去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秦绍德代表认为，解放思想必须实事求是，在对中国国情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科学设定改革目标、举措，以获得改革的成功。

　　民主：在渐进中突破

　　【代表亲历】

　　“20多年前，我参加市人代会时，代表们关注的多为一座桥的修建、一个路灯的改造这类具体问题。如今的两会，代表们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提交的议案水平也越来越高。除了百姓身边事，他们的目光更多指向宏观层面，有医疗制度改革，有住房保障方案，有节能减排实施，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希望从长远、整体的层面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这一变化充分说明，代表的履职意识和履职能力在增强，代表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社会主义民主正向纵深发展。”谈起民主进程，姚明宝代表认为，人大代表作用的提升和变化正是诠释社会主义民主演变进程的一把钥匙。

　　姚明宝说，人大立法工作中，代表作用越来越大，立法民主渠道也在不断拓展。常委会工作在程序上也越来越严谨，在听取和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包括人事任免方面都越来越规范。

　　代表结构中，基层代表大大增多，并有来自一线工人、农民的代表。

　　【声音】

　　民主政治建设不能急于求成

　　姚明宝说，近30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人大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也日益加强。而民主政治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协调，在渐进中逐步积累和突破。

　　中国企业与世界经济相融合

　　【代表亲历】

　　1993年，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大陆首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2003年，戎光道代表作为公司副总经理来到纽约证交所参加了上市十周年的庆祝仪式。“当天，华尔街上挂起五星红旗，交易大厅内悬挂我们公司的标志，在证交所主席及总裁的见证下，我们按下了开市钟。这一刻，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企业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戎光道代表随后给出一组数据，证明企业上市后发生的可喜变化：1993年上市时，公司销售收入为70亿元，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突破500亿元；企业盈利从上市前的每年5—10亿元，提升到如今的平均每年20亿元左右；上市前，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70％，2007年年中，这一数据下降至30％左右。

　　【声音】

　　国企改革不能“小富即安”

　　戎光道代表认为，国企改革要避免“小富即安”的心态。目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必须继续深化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企的控制力、影响力与活力，要合理布局国有企业，增强国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

　　与国际科技同行的平等交流多了

　　【代表亲历】

　　“中国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恩多代表用两组数字对比：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时，自然科学基金一个面上项目的支持强度为3年3万元，而现在同类项目经费为3年35万元；2003年，她的学生在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并因此在国内拿了好几个奖；2005年，另一名学生在更权威的杂志也发表了研究文章，在国内并没有拿到什么奖，“正因为国内的优秀科研成果不断涌现，评奖标准也就水涨船高！”

　　王恩多代表表示，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不断加大，使基础研究近些年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平等交流多了，单向请教少了。

　　【声音】

　　营造更为宽松的研究环境

　　王恩多代表认为，下一步，国家对于重点科研项目的投入还需要进一步增加；同时应规范各个科研基金的项目申请流程，做到公开透明，尤其是在出台项目指南时，应将中长期科研规划纳入其中。要为科学家们营造更为宽松的研究环境，让他们多思考科学问题，少为经费发愁。

　　非公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

　　【代表亲历】

　　樊芸代表自身的从业经历，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几次大事件。原先她在国有银行从事金融工作，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她通过全国金融系统选拔考试，参与了特区国家一级分行的创建工作。1992年底，她去北京参与首批股份制改制工作。1994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市场中介服务行业应运而生，樊芸来到上海参加分支机构筹建工作，正式进入中介评估这一现代服务业领域。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樊芸所在的中介评估机构在这一背景下脱钩改制，从央属机构转移到民营的非公领域。

　　樊芸说，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的过程，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声音】

　　突破非公经济融资瓶颈

　　樊芸说，改革开放以来，非公经济发展很快，但也面临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和融资困难等制约因素，希望政府能多提供有关服务，为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本报北京3月3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