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秉林：大学的投入产出应对得起老百姓

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做客新华网，谈“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 新华网 张泳摄

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做客新华网，谈“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 新华网 张泳摄

　　钟秉林：大学的投入产出应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学生

　　新华网消息　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要让孩子们上好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其中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到底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今天的新华网两会访谈，我们请进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为我们阐述“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本次访谈由新华网与搜狐网合作进行。

　　中国在规模上已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主持人：各位网友，上午好。欢迎来到新华网“两会”访谈。今天，走进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欢迎您，钟校长。

　　钟秉林：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我们国内最大的新闻网站参加讨论。

　　主持人：昨天，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温家宝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又一次提到“优先发展教育”，这对教育工作是一个突出的定位，同时，社会需求也对教育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位网友这样留言“从国际竞争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以及中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时代赋予了中国高等教育新的使命，中国高等教育界切身体会到：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完善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不可推卸的时代要求和时代命题。”您同意这样的理解吗，您如何理解高等教育的时代使命？

　　钟秉林：我基本上同意这位网友的看法，谈到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时代命题，总是和教育联系在一起的。1999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急剧扩大了招生规模，同龄人的入学率从1999年9.8%的精英教育达到了后来15%的大众化教育，2006已经达到了22%。与此同时，包括学校的生师比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高校的投入也逐年增加；我国的管理体制改革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包括宏观的国内体制，校内的管理体制；还包括我们的招生体制、就业体制、办学体制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同时，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个人认为高校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然，我们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去认识，就和今后的高等教育的时代的命题、时代的任务密切联系在一起。

　　现在首要问题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应该说发生了很迅速的变化。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老百姓想上学，但上学的机会很少、很难，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非常迫切。通过这几年的连续扩招，现在学生上大学比以前容易得多了，如果不挑学校、不挑专业的话，北京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就可以进入大学学习。

　　但是好的大学的压力一点都没有减轻，每年报考的人也非常的多，这就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从过去的那种对于要上学的需求，转变为要上好的大学、好专业的需求。

　　这就导致了社会公众对于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目前我们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之间形成了一个主要矛盾。换句话说，老百姓想上好大学，而我们好大学、好专业太少，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由这个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矛盾现在出现了“下移”或者“前移”的情况，要想上好大学好专业，就得上好初中、好高中，甚至是好的幼儿园，所以很功利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这对我们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对于大学要加强素质教育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另外一方面就是质量如何提高，我们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应该如何提高，社会对于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应该如何进行客观的评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公平问题。如何在我们的招生过程中、培养过程中能够体现教育公平。

　　另外，教育资源的投入问题，要提高质量、体现公平、加大投入。这个投入关系到总量如何进一步增加，有限的经费如何科学合理配制，拿到了经费如何高效率的发挥它的效益，这又诱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非常的严峻，有学校自身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此外，关于政府加强宏观管理和创建现代大学制度等等，都导致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在这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如果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的话，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可以说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在读博士生的数量也将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中国在教育规模方面已经全面超过了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成为了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以后，刚才我讲的主要矛盾，以及由这些主要矛盾产生的问题都需要解决。教育需要积累，需要长时间办学过程的积累。所以要建设高校强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作为一个时代命题这是需要紧迫研究解决的。

　　高等教育需要多样化的质量观和人才观

　　主持人：刚才您说的一些数字，使我们能够感受到我国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了，但是要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强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您提出的实现高等教育“质”的提升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第一步。如何理解“质”，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呢？

　　钟秉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也非常好。我个人认为要想实现一个教育强国的战略构想，当前可能有几项工作要做。从全国教育的发展宏观情况是这样的，从北京师范大学的自身情况来说也是这样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公平，推向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重中之重。在高等教育内部，包括媒体对这个问题也很关注。有的说现在高等教育由于学生太多以后，质量下滑了。我觉得首先你要想评价一个学校也好，一个系也好，它的质量如何，首先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涉及到了一些教育理论的问题，比如说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问题。到底在中国现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质量观和人才观如何去认识，我觉得首先要树立一个比较科学的质量观和人才观。现在大众化教育已经到来，就不能像过去精英教育下执行比较单一的质量标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又多了大众化了，就要建立“多样化”的人才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分层次、分类型的，这是社会的需求。另外，从高校内部改革来讲，我们的学科、专业结构也在进行调整，既需要学术型、学科型人才，也需要大量的、高层次的应用型、技能型的人才，这说明我们应该有一个多样化的质量观和多样化的人才观，如果是单一的价值趋向那么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比如说很多的人认为孩子要有出息就得上好高中、考好大学，这从某些角度看是对的，但是从学生自身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不可取的，现在社会是大量需求的，我们需要多样化的人才观和质量观，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质”的问题，必须要建立一个符合大众化教育的人才观和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各个学校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科学的定位，在这个基础上再扎扎实实的把高等教育内部的人才教育抓好，把人才的质量逐步提高上来。

　　社会公众、舆论媒体也应该有一个“多样化”的正确导向。我觉得我们的科学研究、对外服务等水平，从北京师范大学的局部来讲是稳中有升的，当然我们还面临很多的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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