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计生政策“可能调整”传言,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首次公开回应 本报特派记者 廖怀凌 张军 陈晓璇
图：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 陈晓东 摄
实施了37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到底还适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调整会不会带来更尖锐的矛盾？在一片沸沸扬扬的争论中，一个权威的声音似乎要为这个话题“盖棺定论”：在昨天下午的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兼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对此作出回应，给出了“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不会调整，必须保持稳定”的权威结论。
昨天上午，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并未就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与否的问题展开论述。
连日来，各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这一敏感话题上，畅所欲言，积极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神圣职能。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接受记者采访或者在公开讨论会上都发表了个人看法，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调整，还有委员提出修改《计划生育法》，甚至把人口计生委并入“大卫生部”。
张维庆: 计生政策整体稳定适度微调 据中新社3月5日电针对最近有关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可能调整的传言，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今天首次公开回应。他表示，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不会调整，必须保持稳定。
在今天的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张维庆笑称自己遭遇“身份尴尬”。在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质疑中，也有一些政协委员的声音。“我现在是双重身份，既是计生委主任，又是政协委员，所以不知道说话的口气怎么把握，不过我还是要说一说”。
张维庆说，今后10年左右时间，中国的生育水平处于回升状态，将形成一个生育小高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的将近1亿的独生子女，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在这个时期如果调整生育政策，必然是高上加高，给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不可低估的问题。
他指出，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生育政策就是“一胎化”，其实不是这样。在城市，是一对夫妇生育1个孩子，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2个孩子；在农村，19个省份是“一胎半”的政策，6个省份是2个孩子的政策；新疆是“二三四”的政策；西藏则没有生育限制。
他表示，因为国情复杂，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因此中国的生育政策不可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只能因地制宜，在整体稳定的条件下适度微调、平稳过渡，避免出现大的波动和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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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缘起 关于计生政策调整的话题起源是，两会召开前，一则消息被国外的媒体广泛报道：由于担心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正在研究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但不会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2月29日，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宣教司明确表示，这一报道不准确，内容不属实，稍后将通过官方 网站公布声明。
3月2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CNN西班牙分台记者向大会新闻发言人吴建民提问说：“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相关计划生育部门正在准备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您是否能够就此发表一下看法？”
吴建民当时回答说：“独生子女的政策是中国根据当时的情况，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选择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大概从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末，中国大概少生了3亿—4亿人。任何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
从他的原话可以看到，独生子女政策会不会作调整、如何调整，是否允许生第二胎，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生第二胎，吴建民都没有细说，但敏感的许多媒体都很关注这几句话，视作一条重大的新闻发表。
网友热评 吴建民以政协新闻发言人身份透露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可能动向，当即引起全社会的热烈讨论。
赞成：有限度地放宽 搜狐网友：强烈要求放开二胎政策，为什么总是控制城市？太不公平了吧。
反对：“人少才能发展” 搜狐网友：不搞生态不懂，现在中国土地承载力已经超过极限，还要多生，建议大家到一些地方去看看，我们到底是要生活质量，还是要人口多。
生育政策“百家争鸣” 重庆大学统筹城乡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夏之宁：超生罚款没约束力 建议修改“计生法” 夏之宁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挂钩提出质疑。他认为，近年来，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的作用正在削减，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基本上就是纸上谈兵，几乎起不到应有的激励引导作用。
他指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且是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立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有正在降格为一部经济法之嫌。”由于这部法律的执行力不够，甚至许多人出现了越法行为。比如，政策规定公职人员如果违规将被免去公职，但对于非公职人员，政策不起作用，计划生育基本大法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现在是拿钱就可以多生，超生罚款不管是对富人还是对穷人，都没有多少约束力。
夏之宁准备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室 主任李成贵： 城市交费生“二胎” 补偿农村弃“二胎” 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李成贵的观点很直接：应该适时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城市家庭在适当交纳费用的前提下生育“二胎”，并对农村放弃生育“二胎”指标的家庭给予补偿。
李成贵表示，在生育政策上的“城市紧，农村松”，使农村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尽管城乡孩子在先天素质上并无显著差异，但由于城乡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农村孩子在人力资本形成上明显不利，其结果就造成“人口素质逆淘汰”，最终影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竞争力。
他建议，近期可考虑在国家严格管制下，实行城乡间人口生育指标自愿有偿调节的新政策，以提高人口素质、调节收入分配、加快城市化：首先，城市家庭可有偿生育二胎。城市有生育二胎愿望的家庭，可在当地人口与计生部门申请登记，针对该家庭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条件、家长参与公益事业情况、家长违法违纪情况以及申请时间早晚等因素，应用全国统一的软件，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的综合评估，采取电脑排序，并据此发放生育指标。而申请者获得生育指标，需要交纳一定费用，充作城市建设和管理成本补偿金。第二，补助自愿放弃二胎的农户。第三，二胎指标在省域内动态平衡。
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启仪：高素质人口比例下降 计生重点应该在农村 王启仪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生育观念逐渐形成，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公民的生育意愿会下降。现在中国城市的职业女性，因为担心生育会影响事业发展，担心孩子出生带来的经济压力、培养孩子耗费大量的精力、财力，一般都不愿意生第二个。研究表明，一旦公民的生育意愿下降，短时间内很难扭转过来。王启仪说，新加坡现在鼓励生育，但是很多公民都不愿意生；欧洲多个国家的出生率一直为负数，奥地利为了鼓励生孩子，甚至以国家财政补贴给生孩子的家庭，都没办法改变人口的负增长率。
“高素质人口比例下降，大批贫穷的、接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出生，肯定会成为民族的大问题。”王启仪认为，计划生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
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陈伟明：太关注自然数字 忽视了人口素质 陈伟明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对计划生育部门太过关注人口的自然数字，忽视了人口素质表示担忧：“现在是发达的地区少生，落后的地区多生，城市独生子夫妻上面有4位老人，下面有两个孩子，他们必须承担矫枉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代价和社会成本，这代人是最辛苦的。”
有人说，计划生育实行37年来，“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真正被控制的只是有公职的人员。有观点认为，农村夫妇和城市无业人员大都生育了两胎，而1.5亿左右公职人员大都是一胎，按1.5亿中处于生育年龄阶段人员数来算，最多只是控制了近7千万的出生数。而这少生的7千万却是素质较好的一群人，从经济条件，学习环境，培养能力方面来说，他们是占优势的。
陈伟明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现在有钱人、自由职业者处在无人监管的状态，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不公平，但他同时指出，公职人员应该更有社会责任感，带头遵守国家政策。
(责任编辑：王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