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茵提案引热议 约束特权比为谁说话更重要(图)

●王则楚（广东省政府参事）

●李公明（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邹啸鸣（铅笔经济学社理事）

　　约束特权比为谁说话更重要

　　■两会工夫茶

　　■主持人 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话题事由：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张茵所提三个提案均涉及自身及其企业利益而引起舆论广泛争议。前天下午，张茵在接受《新快报》专访时为自己辩解称：“我只是从爱护国家的角度，为国家利益讲真话。”

　　张茵不必对仇富耿耿于怀

　　苏少鑫：在回答记者“你认为这次的争议是否与‘仇富心理’有关？”的问题时，张茵委员说：“这个提法不好听，媒体不应该这样人为地制造这种对立，这种说法最好消失掉。

　　王则楚：张茵委员在政协会议上的几个提案都很有代表性，无论是从企业家的角度，还是从爱护国家的角度，都是无可非议的。

　　人民政协协商政治，就是要各个方面都从自己所代表的界别利益出发提出意见，从爱护国家的角度去协商平衡，才能有社会的和谐。有争议，有不同意见，都可以发表，媒体也可以如实报道各方面的不同观点。

　　张茵自己都不认为这些反对自己意见的观点有什么“仇富”，媒体这样提问显然有套她的话的意图。张茵委员的回答十分得体，充分表现出我们改革开发中成长的民营企业家的风采。

　　李公明：张委员的这种说法很真实，但也很幼稚，或者用从前的话来讲是很唯心主义。

　　富人当然不喜欢听、甚至很害怕听到“仇富”这两个字，因此张委员觉得“这个提法不好听”是很自然的。

　　但是，她的错误在于：第一，张委员此话的意思很明白——穷富对立的心态是媒体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然而，地球人都知道，“仇富”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底层的心态，可不是传媒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第二，让这种说法消失掉可以，但是让穷人不仇富却不那么容易。

　　当然，所谓的“仇富”心理包含有很复杂的因素，不能一概而论其正当与否，但无论如何它不是一种人为的说法。张委员应该致力于改变产生这种心态的社会，而不是对这种描述了客观心态的说法耿耿于怀。

　　邹啸鸣：我们要理解国家目前的处境和将来的目标。我们是一个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官本位文化走向商本位文化的国家。而我们目前拥有的意识形态，仍然是浓厚的农业文明和官本位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而“仇富心理”正是官本位条件下的转移矛盾的一种文化现象。

　　其实，眼红别人发财的最有效方式，不是继续眼红，而是自己去参与竞争，是比她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加物美价廉，是比她利用资源的效率更高。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则是：钞票实际上就是选票，它会投向效率更高的人。

　　张茵为穷人拓宽富裕路径

　　苏少鑫：不少舆论以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来为张茵的提案辩解，认为她鲜明地提出代表自己以及所属阶层利益的提案，恰恰表现了民主政治的内涵。而也有论者这样的观点在理论上并没错，但是错置了语境。政协作为“精英联盟”的话语权具有弱势群体所没有的天然压倒性优势，从正义上讲，必须对委员的话语权进行至少是道德上的约束。对这种争议，各位怎么看？

　　王则楚：每个政协委员应该都有从国家利益出发思考自身所属阶层利益的政治素质。保证他们作为“精英联盟”的话语权的自由，是协商民主的必须条件。

　　对他们的话语权“进行至少是道德上的约束”，是毫无道理的。“把帽子拿在手里”，“让人家夹着尾巴”来“话语”的“道德约束”，才是最没有道德的。我们应该提倡“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绝对保护你的发言权”的民主、自由的宽松语境，而不是相反。

　　李公明：我认为所有阶层可以、而且应该为他们的利益说话，富人为自己的利益说话是天经地义的。

　　问题的确在于，当利用人大、政协这样的平台说话的时候，是否应该有一种道德约束？

　　在这里必须细心地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在有道德约束前提下为自己利益说话？什么是挂着“国家利益”的羊头而卖自家的狗肉？区分的原则和方法就很值得研究和讨论，我想至少有三点可能是重要的：一、利益是显豁而合理的还是隐秘而暴利的？二、与利益相关的信息是公开还是封锁的？三、是公共权力的关系是廉洁的还是腐败的？

　　邹啸鸣：我关注的不是她说话的身份，而是她所说的内容对制度建设是否有利，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否有利。

　　比如她降税的建议被媒体理解为是在为她所代表的富人阶层说话，我的理解相反：降税的效应可以从五方面看：其一是，该建议是一种将人类的精英从其他国家吸引到中国来的政策建议，美国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其二是，如果该建议会导致中国的富人阶层迅速膨胀，这正是“共同致富”的路线图；其三是，税率下降也许会减少的是政府的收入，而绝不会减少老百姓的收入。其四是，税率下降也未必会减少政府的收入，因为太高的税率恰恰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总额度。如果将能创造财富的精英都赶到别的国家去，那是让别的国家政府和人民受益。

　　我们要警惕那种将“富人”与“穷人”对立起来的理念。张茵今天提出的这些提案，恰恰是为其他正在奋斗的穷人拓宽富裕路径的提案，是扩大富人阶层的制度性提案。

　　建设产生世界首富的制度

　　苏少鑫：我们注意到，如果穷人或者说弱势群体如果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他们能够进入公共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公平博弈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富人应该为谁说话”就未必成问题了？

　　王则楚：一个人民共和国，其公共政策必须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诉求，但许多公共政策都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对富人的减税政策，也可以通过他们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惠及穷人，需要我们全体人民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衡量并做出选择。只有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最终利益，才可以有公共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的公平博弈。

　　我想，在这个利益表达、博弈的制度安排上，最需要的是在委员和代表的产生过程中引入竞选，让其主张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的“精英”担任委员和代表。

　　李公明：讨论这个问题是太重要了。人大、政协快成了富人、明星、官员的政治俱乐部，三个农民工代表一亿农民工，他们即便浑身是嘴也说不过数以千计的富人、明星和官员，更何况他们并不是从辩论中竞选出来的，他们恐怕还更习惯于表达感谢而不是质疑。

　　因此，要从代表、委员的选拔制度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公平、合理地拥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尤其是必须在各阶层内部实行民主的竞选机制，使那些最有政治能力和最愿意为本阶层利益说话的人站到台上来。

　　只有这样，弱势群体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公共决策的利益博弈中去。

　　邹啸鸣：重要的不是“富人为谁说话”，而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从而约束特权，依法行政的问题。而最糟糕的，是那种鼓励穷人与富人“均富”的思维，它只会导致“均贫”的结果。那种思维就像一根竹竿，将所有的中国人拦在同一水平线上，然后“齐步走”。

　　我遗憾的是，张茵只是“中国首富”而不是“世界首富”。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可以产生世界首富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