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吴晶、郝亚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索连生代表在一次走访中发现，高碑店社区有个名为“和事老”的组织。社区里无论是两口子拌嘴，还是邻里吵架，都找“和事老”帮忙劝说、调解。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愿意做“和事老”。
“这就是扎根于基层的人民调解制度，正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 索连生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支持、维护、促进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建立和完善纠纷解决机制。
索连生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变，各领域、各地区、各行业和各阶层正在出现多样化的纠纷和矛盾。“建立和完善纠纷解决机制是应时之举。”
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王云峰代表说，促进人民调解制度不仅是法院工作的改革，更是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动城乡社区建设的有效手段。
在城市基层社区调研的过程中，王云峰看到不少社区有了“天天志愿者”。这种志愿者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戴着红袖标，有事就出动的老头儿老太太，很多都是自愿上岗的退休老党员。他们不仅帮助维护社区治安，清洁卫生环境，还是社区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员。
在一个社区，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把家门钥匙忘在屋里，是对门和她的儿女经常闹矛盾的邻居帮她跑前跑后解了围。社区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员知道后，专门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奶奶的家人，从此再没见两家人红过脸。
“这使我充分意识到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王云峰说，“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都有所体现。”
据他介绍，北京市近年来出现社区自治延伸、自治范围扩大的喜人现象，其中的一个新概念就是“楼门建设”。在一些没有物业管理服务的老住宅楼，居民用“自筹资金＋社会赞助＋政府支持”的方式，自己安置安全对讲设施。他们还轮流值班，把原本狭窄阴暗的楼道整理得干干净净。
王云峰说：“这些尽管是居民的小事，实际却是社会和谐的大事。如果北京2549个社区都做到这一点，北京就真正构建起了和谐社会。”
据了解，我国目前实行的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是1954年颁布的。王云峰建议，这一条例应该顺应新形势，作如下调整：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是党领导下的社区居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群众监督的基本制度。此外，社区工作者的待遇很低，应该由政府予以保障。
索连生和王云峰两位人大代表认为，不管是人民调解员，还是社区志愿者，都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创新形式，都是基层民主生动的体现。对这些制度的发展已写进本次大会的各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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