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王丽、刘文国）大检查、大处方让病人苦恼不已，全国人大代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医生束晓梅说，由于机制匮乏，医生往往采取“保护性医疗”措施，却增加病人过度医疗负担，应为医生建立强制“职业保险”，并建立“诚信档案”。
已经从医20多年的束晓梅代表说，这些年国家加大投入，人民群众分享的医疗服务、获得的医疗保障越来越多，可医患纠纷却愈演愈烈，信任危机不仅使百姓大大增加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心理预期，也使部分医生产生职业倦怠、职业恐慌，甚至为了自我保护而无形加大病人看病负担，陷入恶性循环。
分析造成医患纠纷的原因，束晓梅代表说，这背后其实包含着当前我国医疗领域改革的诸多矛盾：
一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缓解。这几年政府着重加大对公共卫生投入，并对城市社区医疗提出很多扶持发展政策。但是，社区医疗机构硬件、软件都很匮乏。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使大医院成为医患矛盾重灾区，“有些医生一天就要问疹100多位病人，平均几分钟一位，这样的工作强度要确保病人百分之百满意几乎不可能。”
二是缺乏完善的医疗中介和医疗事故鉴定组织。事实上，除了由于医疗过错引起的医疗纠纷外，有时医方在医疗活动中并没有明显疏忽和失误，仅仅是由于患者单方面的不满意，也会引起纠纷。这类纠纷可能因患者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对疾病自然转归和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等不理解，甚至患者毫无道理的责难引起的。
三是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不平衡。现在病人有基本医疗保险，但是对医生这种相对高风险职业却没有任何保险。在医患纠纷严重的情况下，“保护性医疗”成为医疗界不成文的行规。比如说病人需要输血，那么所有可能涉及血液传播疾病的检查就必须做，这一套检查的费用至少300多元。如果为病人考虑不做检查，事后病人万一感染其他传染性疾病，医生根本无法证明是否的确经输血传播，将为医患纠纷留下严重隐患。哪怕为了万分之一的可能，医生也要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束晓梅代表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医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应建立强制性的医疗责任保险，并逐步建立全社会共享的医生诚信记录。此外，还应成立“中立”的调解或仲裁机构，聘请法律界及医疗界专家组成的机构，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为医疗机构与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供公益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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