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分流或成大部制难题 代表忧虑动真格困难多

　　官员分流或成大部制一大难题

　前天揭晓的大部制改革方案被视为“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逻辑起点，通过实行大部门体制，全面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引起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强烈关注。昨天，改革的相关话题、改革中涉及到的人和事成为政协委员们会上会下热议的焦点，不少委员清晰地提出：机构改革了，关键在于人；有一个好的方案，更需要好的执行。

　　期盼：

　　公务员素质需随之加强

　　全国政协委员蒋以任说，大部制改革，关键在于人。“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去考公务员，这个值得考虑。”他说，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实践经验，建议放到企业先锻炼两至三年，“要保证国家机关运行的质量和素质”。

　　仲兆隆委员说，在北京办事，自己急得要命，某些部委的工作人员却不当回事。一位委员插嘴道：“有一次我有一件关于香港的事在北京找某部委，他们不见我，我说我不找领导，找一个明白人就行了！还是不见。”王巨禄委员则认为，某些国家机关存在的表面文章甚至腐败，就与机构改革不到位有关，“希望在总体设计上能一步到位。”

　　张连珍委员说，大部制改革突出了政府职能的转移，有利于整合资源，解决民生问题。职能的划分和配置要清楚，要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的素质——“不管部门怎么并，关键是人。要让人了解基层，了解群众。”

　　王全书委员说，这个方案在重大领域有所突破，既要管住又要服务。王全书建议，一定要尽快拿出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性意见，地方和中央可能有差异，但不能相距太远。

　　忧虑：

　　改革动真格困难不少

　　全国政协委员、江门市副市长李崴说，推行大部委制最大的困难，恐怕是官员的分流。组建一个大部，可能会多出10个副部级官员，那么局、处以下的官员呢？怕是数以千计了。李崴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甚至从延安时期，我们就一直在推动“精兵简政”。但政府机构是越改越多，人员是越精简越臃肿。主要原因是政府本身是当事人，对此既无动力，又无压力。

　　他说，大部制政府机构改革要动真格，一是要先做好全国调研，从绩效管理目标出发，制定裁减方案；二是可采取“砍事去权”的方式，如改革行政审批，将绝大多数审批事项和权力撤销，机关养人自然会减少，机构撤并也就水到渠成了；三是大部委制改革的重点不应该在“大”，而应在功能的整合。机构设置的大小，必须充分考虑交易成本，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即便是功能相近的机构，合并也可分步到位；四是完善制衡机制。大部委一旦组建，毫无疑问，它所掌握的资源会更多，权力会更大，权力失去制衡会滋生腐败，因此，如何对大部委施以制衡是个大问题。较积极的制衡最好是行政权分立，即决策、执行、监督分开。

　　欣喜：

　　“人才真正成了资源”

　　根据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将被整合成统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从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政协委员们认为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人才真正成了资源。”

　　李崴说，政府也可以讲成本、讲效率、讲服务，可以强化绩效管理。“我们推行政府行政功能的企业化改造。”李崴说，包括引进ISO质量管理体系，“区别就是企业讲效益最大化，政府讲公共利益最大化”。

　　前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吴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提出建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是要整合全国的人力资源市场，统筹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从而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吴江说，从人事管理的角度看，我们的人力资源是分开管理的，因此在出台政策的时候就存在统筹协调的问题。事业单位的管理权力属于人事部，事业单位的人员容易进来，但是不容易出去，因为首先面临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不统一的问题。因此，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矛盾存在于事业单位。就公务员来说，必须根据《公务员法》进行管理，但是它也面临着流动问题。如果辞职、辞退，以及最终的退休养老，都需要与社会化机制进行统筹的问题。在人力资源市场中，劳动收入的分配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性质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之间都存在不平衡的问题。

　　“推行大部制，必然伴随着设置一批执行机构，从而实现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相对分离。这一点我们必须完整地理解它。”他说。

　　本版文字/记者陈翔、舒涓、赵琳琳、刘旦、任珊珊、方利平、刘彦广、柳建云、谢绮珊、李婧

　　代表建言

　　钟南山：大卫生部还不够“大”

　　他和林曙光建议 药品定价等职能也应划入卫生部

　　本报讯 在前天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林曙光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食品药监划归卫生部管理，迈出了“大卫生部”改革的第一步，但离真正的“大卫生部”概念还有一段距离，他们希望能将药品定价、医保运行管理等职能也能划入“大卫生部”。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呼研所所长钟南山认为，“大卫生部”应该至少包括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险、药品供应和监督等职能，必须将防与治、医与药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整体来考虑。医药结合必须包括统一管理药品质量和定价的职能，才能通过医改彻底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医保现在由劳动保障部门来管理，其中涉及的专业学术问题很多，改由卫生部门来抓应该更合适。而这两方面的问题，在本次机构改革中还没有得到体现，“大卫生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钟南山说，药品由发改委来定价，关系还没有理顺，应该由懂行的专家来定。“医改搞了10个方案，我听说可能由药监局来定价。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厚生省管理办法，将药价的基本目录、定价统一由一个部门来管理，可以避免药价虚高，也便于加强药品从生产到流通领域的监管。最典型的个案是‘齐二药’亮甲菌素导致13人死亡，这场官司已经打了两年，现在还没有任何结果，患者告医院，医院告流通公司，流通公司告企业，企业告药监局，这些环节存在灰色地带，重复管理，有必要将其统一。”钟南山说，目前药监局的管辖职责到底包括哪些，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导致了“齐二药”官司目前的困境。

　　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昨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卫生部改革离大家期望的真正“大卫生部”概念还有一段距离。林曙光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理顺食品药品监管体制，这一调整是很合理的。通过全国统一管理，便于对食品安全问题或药品副作用问题及时反馈和应对。他也提到“齐二药”假药案，“如果不是中山三院有严格的监控制度，及时发现，那些假药流散到全国后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食品药监和卫生部门相结合，将大大提高发现和处理这类事件的工作效率”。林曙光坦言，根据方案，改革后的卫生部从定位上而言，与以往相比在权限和其他功能上还缺乏“突破性的扩大”， “例如政府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加大各区医疗卫生制度的建设等等，大卫生部还应该包含一些类似发改委、财政部的职能。”

　　徐龙：应设电信及信息管理局“设立这个局比烟草专卖局更重要”

　　本报讯 对于大部制，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龙代表建议，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设电信及信息管理局。

　　徐龙认为，实施大部制后，联合发文情况、联席会议就都减少了，再加强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对企业和老百姓就是好事。

　　对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徐龙认为，工业与信息化融合，可以加快高新技术在工业化中的改进，工业制造要实现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化，加大在产品中信息技术运用。徐龙担心，大部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人员精简比较难”，“观念能否更新，不要还用传统工业经济的观念”。

　　徐龙建议，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设电信及信息管理局，对于通信信息管理，国外都设有相关部门，“可以对内有利于国家安全，对外有利于国家主权”，“现在互联网、无线频率、特殊通讯等信息产业都越来越发达，设立这个局比烟草专卖局更重要。”

　　专家点评

　　毛寿龙：

　　特别庞大的部还不存在

　　著名公共问题专家毛寿龙昨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此次大部制改革的方案看，并没有出现超过以前所预料的那样特别大的部门，所以，还不存在特别庞大的“大部”，不必过于担心部委太大。不过他也表示，确实要对权力集中加以约束，要解决部门内部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的问题。通过“三定”也就是定职责、定职能和定编制确定每一个单位的责任及权力，理顺职能交叉，以解决遇事推诿扯皮等问题：“着力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是最核心的。一旦出现问题，必须要有协调机构进行协调，并有具体办法进行解决。”

　　在监督方面，毛寿龙则表示，对于监督，方案中则主要是通过组织结构、职能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强化，更多的是从程序的角度来推进监督。

　　周志忍：

　　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志忍表示，大部制本身的运转是有条件约束的，如果政府管得太多，超越了其本身能力，肯定管不好，因为大部制职能更多，需要内部协调的东西更多。国外大部制的一个前提就是决策与执行的适度分离，分离以后部长才可以将精力放在战略的决策上，不会纠缠于细节。而大部制本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结构调整解决不了运行问题。他表示，在实行大部制的同时，必须在运行机制上，让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要让政府把一些权力归还给老百姓，实现“小政府”，路还是比较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