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修改实施 反贪侦查如何应对

　　依托市级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中心，建立专门的侦查情报信息管理机构，配置专门人员对侦查情报信息进行搜集整理。

　　律师见证讯问过程，虽然对讯问工作带来挑战，但它也有利于防止被告人翻供。

　　律师法修改实施 反贪侦查如何应对

　　建立讯问见证制度，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扩大到询问证人

　　修改后的《律师法》将于今年6月1日施行，该法对律师权利的一些新规定，为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对反贪侦查工作也带来了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加大，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提前且不受监视。为此，检察机关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应对上述规定。

　　一、建立情报信息长效管理机制，对情报信息实行动态管理

　　在反贪侦查中，应做到不轻易放过点滴情报信息，绝不放过以案挖案的可能性。律师法修改实施以后，为了确保案件线索的安全性，增强查办案件的深度和广度，笔者认为，应依托市级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中心，建立专门的侦查情报信息管理机构，配置专门人员对侦查情报信息进行专门的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其中，关键是建立侦查情报信息库，对辖区内所有的案件线索进行专门的动态管理。

　　侦查情报信息库的情报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来自社会的举报、控告，即来自检察院罪案举报中心的分流；二是来自行业、系统的提供，主要通过与公安、纪检、行政执法机关等建立互动协作机制，要求相关行业、系统定期将相关信息和重大活动及时抄报检察院；三是检察院侦查人员在办案前、办案中和办案后的主动搜集发现。

　　侦查情报信息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收集、整理相关行业、系统的信息资料和犯罪线索；对相关信息进行分类、筛选、评估，按照成案的可能性提出侦查处理意见；对侦查获取的信息进行再分析、再评估，不断充实新的情报量，实行动态管理，随时秘密跟踪掌握情报信息的发展动态。

　　侦查情报信息管理机构是侦查指挥中心的窗口和智囊团，对初查信息或者原始信息资料进行分类筛选的目的，就是对侦查犯罪信息进行侦查的可行性评估，以此开展侦查工作。并且，侦查获取的新信息及其阶段性成果或者最后结果，要及时反馈到侦查情报信息管理机构，由侦查情报信息管理机构对侦查信息进行二次分析、挖掘，为巩固、扩大侦查成果提出建议。根据侦查信息的需要，在侦查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下，采取团队作战的办法，同时启动多起案件，实行多案并案指挥。

　　侦查情报信息管理机构在检察长或指挥长的领导下，实行一案一专报和每月一综合报告相结合，分析评估的结果交由侦查人员实施，实行侦查的信息评估决策与侦查的具体执行相分离，从而也是在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中心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分离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这种长效、动态情报信息机制的建立，将会切实巩固证据基础。

　　二、强化反贪初查工作，实行初查侦查化

　　初查，顾名思义，是“初步调查、初步侦查、初步查证”之意，这是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一项独创。初查侦查化，就是赋予初查阶段部分侦查权。曾有理论工作者对初查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笔者认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的立案制度及其程序设计，本身有值得商榷之处。“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然后立案、启动侦查程序，在侦查实践中，有时做不到。笔者主张实行初查侦查化，就是建议将初查写入刑事诉讼法，赋予初查一定的侦查手段。正如有的学者主张的那样，推行专门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将现行的程序型启动机制改为随机型启动机制，将现行的“一步式”侦查改为“二步式”侦查，建立一般侦查和强制侦查制度。事实上，现行立案侦查制度的弊端在于，把立案侦查作为当然启动强制侦查的条件，一经立案，就意味着可以当然采取强制措施。

　　在目前情况下，针对律师法修改实施可以做的工作就是，切实强化初查，将办案重心前移，力图在初查环节尽可能查清有关的犯罪事实并取得案件外围的大部分证据。到立案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已是一项简单的时机把握，只是获取少数直接证据而已。

　　三、建立讯问见证制度，完善证据固定机制

　　应对律师法的实施，笔者认为可以借用律师与嫌疑人的相对信任关系固定证据。律师见证，可能对侦查讯问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是对侦查讯问人员不规范讯问的影响，对反贪侦查的取证工作，特别是防止翻供还有一定好处。笔者认为，应将此项制度扩大，建立更加规范的见证机制。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说，审讯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一种见证机制，可以适当扩大运用范围，比如将之扩大到询问证人等，这样可以充分减少律师介入后证据的变化。

　　四、建立检察预审制度，实现侦查取证与预审相分离

　　建立专门的检察预审制度，由对法律和程序规则精通谙熟的资深检察官担任预审，对侦查阶段所取证据进行侦查终结前的预审把关。这不是在检察机关内部搞“侦诉一体化”，而是一次对侦查活动的内部监督。

　　检察机关公诉的职能除了有公诉犯罪的性质外，本身还内含有诉讼监督的性质。如果建立检察预审制度，实行侦查取证工作与侦查终结的预审把关相分离，既是筑牢证据链、应对律师辩护的重要举措，也是为诉讼打基础，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的工作方法。建立检察预审制度，侦查取证工作与对侦查取证的审查工作，应由不同的检察官负责。从形式上看，或许会带来一些重复劳动，特别是检察机关的侦查预审与公诉审查工作部分重叠，但是，这种方法对于应对律师法修改实施的挑战，减少证据在法庭上的变化，增强内部制约，确保案件质量等实际问题，将会有较好的帮助。

　　五、加强相关协作机制建设，实现检察职能与其他职能的同步启动

　　目前，检察机关与其他职能部门的侦查协作机制（或者称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基本上是以其他职能部门的工作为前提的，职务犯罪的刑事侦查在调查或侦查的启动程序上滞后。

　　笔者主张建立相关侦查协作机制，是以侦查“信息源”为基础的协作机制，是与纪检监察以及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相对同步的协作机制。协作的界限，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特别权力属性；协作的原则，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特殊情况下，涉及重大案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件，检察机关就应提前介入，初查甚至侦查完全可与其他行政部门的执法工作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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