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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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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农民工办的副主任汪志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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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的司长姚宏 |
崔永元：我来给你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朋友，一位是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副部长杨志明先生，欢迎他。一位是国务院农民工办的副主任汪志洪先生。一位是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的司长姚宏先生。一位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司长姜沛民先生。现在我们就想听听你在人代会上的建议，什么内容？能简要地告诉我们吗？
康厚明：我提的，我提的就是职工，有一个建议是农民工的子女技术技能培训，这个是第一个。
崔永元：杨部长，您先给说说吧，这四条您看哪条跟您有关系，就可以现场办公一下，我们好像最想听的是工资怎么提高。
杨志明：去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是1060块钱，月工资，随着企业效益的增加，在逐步提高，但是农民工工资普遍偏低，也是农民工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
崔永元：他把它排在了第一位。
杨志明：对，排在第一位，因为工资和农民工的利益最直接，怎么提高呢？作为政府是至少两年要求各省市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水平，去年全国最低工资最高的是上海，860块钱每个月。尽管这两年全国31个省市都上调了最低工资，仍然需要今年、明年按照规定，继续上调。
崔永元：杨部长，您先告诉我，农民工工资这个问题是归政府管吗？还是归企业管？
杨志明：工资主要是企业管，但是最低工资是政府管。
崔永元：最低工资对他们提升工资有什么好处呢？
杨志明：最低工资就是说现在最低工资的主体是农民工，提高最低工资的，也就是把农民工最低工资的底限是往上调。
崔永元：我觉得最低工资可能只能管他们的工资低不下去，他们现在是想要工资高上来。
杨志明：这是第一个，政府管。第二个，企业一方面随着效益的提高，应该把一线工人的工资也往上调，或者简单地说，在企业纳税增长，企业投入的资本、获得的利润在增长，工人，特别是农民工为主的企业工资也应该相应增长，政府现在正在制定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要建立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崔永元：教授摇头了，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秘书长唐钧先生，欢迎您。
唐钧：我觉得工资的事情可能要这样看，第一个是政府必须有最低工资，但是现在最低工资也有问题，为什么问题呢？最低工资常常在企业里面变成了合法工资的概念，就是说我老板，我付到了最低工资我就合法了，你政府就没法来查我，所以现在整个工资还是偏低的，所以光有最低工资是不行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农民工兄弟注意没注意，政府报告当中有一条，就是说我们将来要在工会的领导下，工会代表我们农民工跟老板谈判
崔永元：他们三个最好回到单位把这个事儿承担起来。胡小燕，你打工的过程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和老板谈工资？
胡小燕：我暂时没有，因为我觉得你这里不行，我跳槽就行了。
崔永元：很喜欢听这个说法我觉得，就得理直气壮。朱雪芹有过那样的经历吗？工资谈判。
朱雪芹：我刚好在前不久，去年年底，有个公司民主选举，做工会副主席，这段时间一直跟我们日方的，刚好在董事会上为我们中方的员工在争取让他们加工资，
崔永元：现在正在跟日方谈是吧？
朱雪芹：已经谈好了。
崔永元：谈好了吗？你们的条件他全都答应了吗？
朱雪芹：对，刚好我跟日本人也比较熟，日语我跟他们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这样能够维护我们职工这个权益方面也可以，能多争一点就多争一点。
崔永元：这有什么技巧这里头？
朱雪芹：这个刚好就是说我跟他们的语言可以沟通，这样沟通起来就比较方便一点，这样就有利于在谈判桌子上，有利于帮助。
崔永元：你在谈判桌上也是这样吧，面带微笑？
朱雪芹：该笑的时候要笑，该不笑的时候肯定不笑。
崔永元：你的日语什么时候学的？谈的时候艰苦吗？
朱雪芹：这肯定艰苦的，这不是说我说一下你就同意了，这肯定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我站在我们中国这一方面，而且是站在我们职工的方面，他是站在日方的角度，而且他是站在老板的角度，这肯定是不容易。
崔永元：谈了多长时间？
朱雪芹：谈了好几次，最后才达成协议的。
崔永元：你开完会别着急回去，你代表我跟我们台长也谈谈去。那你能不能给康厚明做做工作，我听他的想法，好像他对这个就没抱希望，他觉得好像没有可能。
朱雪芹：其实我感觉就是说，尤其是在我们温总理这个报告当中，我感觉有八个地方那天听的时候，我就是特别仔细地，关系到我们农民工立马划出来，而且在多少页我都要给它写出来，我感觉有八个地方关系我们农民工，而且我们农民工所想到的东西，报告当中全部体现出来了，我感觉他就给了我们希望了，而且列入到2008年计划当中了。
崔永元：下次谈判可以带着政府工作报告去，总理都说了。
朱雪芹：所以说我感觉政府已经把我们这些农民工这个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他都想到了，而且马上准备实施了，我感觉我们中国大的环境已经很好了，我们作为农民工的话，第一个就要放心，安心工作，为企业多创造效益，工资收入也就可以高了。第二个，能够配合城市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崔永元：我注意到了你这个谈话过程中，已经说了好几次要好好为企业工作，服务，这个我觉得也是企业重用你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朱雪芹：这是成正比的，因为企业，我不为企业工作，企业不能出效益，企业不能出效益，意味着我的工资就要低，所以这是成正比的。
崔永元：康厚明为什么没想明白这个事儿，是开会的时候没好好开吧？
康厚明：怎么没好好听呢？我也听了他做的报告，但是我现在建议的也就是存在着一些实际的问题，虽然报告。
崔永元：你希望它加快是吧？
康厚明：对。
崔永元：总理做了报告了，大方向确定了，但是得想办法落实。你刚才说了职业病的问题，医疗保险司的司长在我们现场，姚宏先生。
姚宏：刚才说到医疗保险，我想职业病这块是在我们另外一个险种，叫做工伤保险。
崔永元：有这个险种？
姚宏：有这样一个险种，工伤保险，职业病是纳入我们的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而且在工伤保险条例讨论的时候，当时温总理最关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农民工能不能够纳入到工伤保险里边来，后来我们部长说，所有的农民工可以纳进来。第二个问题总理就说，乡镇企业的是不是也要纳进来？因为你们三位都是在比较正规的企业里面了，还有一些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也要纳进这个范围里边来，同时我们国家对于职业病还立了一个法，叫职业病法，现在关键是怎么进一步落实这个法律法规，就我所知道，大概是重庆的康厚明代表所在的公司已经参加了工伤保险了。
崔永元：这个政策应该说是很好，关键是谁来监督这个政策的执行？比如说农民工兄弟没有人给上保险，他到哪儿投诉去？跟谁说？
姚宏：这块有几个渠道，一个渠道就是咱们的工会副主席在这儿呢，通过工会，刚才咱们教授说得非常好，要建立一个三方的谈判和监督机制，政府是作为一方，同时我们要做监督。第二个就是今年是我们劳动合同法颁布和实施的第一年，有了劳动合同法实际上我们的农民工有了一个维权的武器，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12333举报，然后我们有执法部门去进行检查。
崔永元：这是全国一起用这个号码是吧？
姚宏：全国的劳动保障的号码，12333。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执法部门，劳动的监察执法部门会按照一个规划，一个计划，去进行这个检查，他不可能天天到一个厂子去查，他有一个计划。
崔永元：你怎么会提出生育险呢？
朱雪芹：因为我也是一位女性，而且我也是一位母亲，有好多，今天刚好来了好多女性朋友，尤其在农民工当中，从怀孕孕检一系列的检查，大概要要有一笔不小的数目，作为普通的夫妻打工，在外面去掉房租，去掉一切开销，本来剩下已经不多了，在上面还要养老人，下面再要为孕检，一系列下来的话也要好几千块钱，所以你让他们付出的话，经济上不允许，导致有好多农民工姐妹她们在怀孕的时候就没有去检查，没有去检查，因为在农村胎儿死亡率，包括孕产妇死亡率的比例还比较高的，所以导致这种不健康的胎儿降临到人世，无论是对家庭来说，对国家来说都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要是完善女职工生育保险，把这个预防放在最早，让更多的女性能够从中得到受益，让我们的家庭也能从中受益，让我们国家能够从中受益。
崔永元：现在有这个险种吗？
朱雪芹：女性生育保险现在还没完善。
崔永元：是什么意思呢没完善？
朱雪芹：就是说还没涵概在医疗保险里面。
崔永元：就是没有实际上？部长给我们谈谈吧，我觉得可能不光是这一个险，随着他们意识的觉醒，可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要求，是不是提一个想办法解决一个，还是真的有一个一揽子工程，都解除他们这些后顾之忧？
杨志明：和以往相比，农民工已经从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入城市谋职，融入城市生活转变，由以往注重工资的支付向参加社会保险转变，由以往要求改善住宿条件向要求提供城市公共服务转变。在参加社会保险上，目前主要是五个基本险种，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养老保险你说得很对，怎么样从省内统筹，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变成跨省可以续，总理报告中讲，今年要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具体说这个特点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叫低交费、广覆盖、可接转、能衔接，还能够和现行的交费比较多的养老保险制度衔接。
崔永元：政府工作报告里连期限都定出来了，就是今年要制定，是吧？
杨志明：今年要制定，就是今年这个保险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保险要使农民工受益。
崔永元：康厚明你刚才还提了一个就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培训是吧？
康厚明：我这个问题，像刚才相隔问题我还有一点疑问，工伤保险包括职业病，要是等农民工发了病以后，再进行治疗，那就晚了，如果在这期间存在着单位能够组织农民工体检，提早发现，这种措施比较好。
崔永元：就把这个例行体检也纳到这个系统里来。
康厚明：对，我们农民工很多都是十年、八年没有体检过一次。
崔永元：你们现在有吗？体检。
康厚明：没有。就是说他们十年、八年没有体检过一次，他们自己的血型都不知道，要是说工伤保险，发现了病过后已经不能干活的时候，要治疗。
杨志明：你说的这个，国家正在制定社会保险法，其中有一个修订就是属于把工伤保险向前预防，向后康复，纳成三位一体的，不能光说，就是你说断了指头的情况，或者是有病去治，向前要预防，向后要康复，这样形成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
崔永元：子女上学有问题吗？子女可能有两种，一种可能是留在家里的，留守儿童，一种是跟着父母到城里来打工的，他们上学有什么问题吗？有困难吗？
康厚明：我的子女上学这方面我们关心得很少，我的子女现在都21岁了，我听我的工友说，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都是他们在城里上学比较困难，学费比较多，承受力受不了，有些有钱的，你到学校去上学，他也不愿意收。
胡小燕： 目前比如说我也是两个小孩的母亲，因为我有两个女儿，是双胞胎，今年已经11岁了，现在还在家里上学，他们很多都是隔代抚养，我们的父母带我们的时候，父母也比较辛苦，带我们的时候就比较严厉，比较严格，在带我们下一代的时候他就比较呵护，比较宠，这种也是对小孩的不利影响。再加上小孩子，不在父母身边，他的坏习惯就比较多，因为爷爷奶奶宠他，所以这方面。
崔永元：你多长时间能见到自己孩子一次？
胡小燕：我有一次是三年，现在目前基本上一年能见一次。
崔永元：那得天天担心呢。
胡小燕：这样肯定是的，每年都是，目前我们去指挥小孩上学差不多是遥控，看你这个遥控怎么去掌握，如果掌握得不好，这个遥控对小孩身心也不利。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小孩上学异地户籍考试的问题，像目前有很多我们的同事在这里上了高三或者上到高二，不得不回去，回去之后，有可能学业的问题，因为他想考试，不可能去考的时候再倒回来，也不好，他只有降级。第三个就是探亲权利，像目前我们的小孩大多数我都说了，大部分小孩都还在家里，能不能他们暑假或者寒假的时候过来探亲的时候，不要说他免费，你能够半费也好，最起码也是为我们农民工子女这方面的一种关注吧。
崔永元：这些你在会上都说了吗？
胡小燕：我等一下会说的。
崔永元：十分钟怎么能说完呢？
胡小燕：还有就是劳动保障。刚才教授都提到了，就是我们买保险，我们以一个例子为标准，有时候我们买十五年的保险，他买好之后，后面的可以享受后面的一切，一次存进去后半生可以不用顾虑了，假设他买了十二年，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或者特殊情况，因为我们作为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工作流动量都是很大，流动性都比较大，他要去一个城市，刚才上海这位代表都说到了，能够一卡通，就像身份证一样，在哪里都可以用，这最好。
崔永元：选她也选对了。
胡小燕：所以这方面，我在3月7号那天，我就跟总理全部都一一汇报了。
崔永元：这个都说了？
胡小燕：都说了。
崔永元：十分钟不够。
胡小燕：够了，因为我念稿很快。
崔永元：我们请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姜司长，她说到了教育问题。
姜沛民：这个问题主持人刚才说了，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进城的孩子，随迁的这些孩子能不能及时地、平等地接受城里的义务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大量留守在农村的孩子，能不能得到一些特殊的关爱的问题，其实国务院领导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对进城这个问题，国务院从2001年就明确了两为主的原则，一个是叫流入地政府为主，一个是全日制公立学校为主，首先明确了这批孩子的义务教育谁来买单，虽然是政府买单，哪一级政府买单，现在明确是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另外就是所有全日制的公立学校为主，我们每一所公立学校承担这个责任，他不应该歧视，不应该有任何的不接受的理由，
崔永元：姜司长，其实学校要想不接受，有一百个理由。
姜沛民：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方面，就是说义务教育，现在从义务教育法来讲，他就近入学，国家肯定给他指定大概一个公立学校的地方，如果涉及到他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涉及到城里一个择校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他会有各种理由会让你，不光是农民工进不去，可能一般的择校也不好进，他有个资源的问题，能不能饱和，就近入学提供了一个保障的机会，严格来讲是应该流入地能够提供的，但是我们一些大城市，超大城市，这个问题上由于他的资源有限，来的人比较多，可能在目前接受上还有一定的困难。据我们了解，像北京、上海、广东这些地方都是急剧增长，像北京2000年的时候农民工的子女到北京来的不到十万，2006年就增加到40万，就增加了四倍。
崔永元：我觉得您的态度也是实事求是的，就是说面对这个困难很难一下子解决。
姜沛民：有个过程。这个问题我觉得本质上还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是一个政治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城市的承载力的问题，他就不应单从教育来讲，应该这个孩子走到哪里都应该接受教育，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觉得应该是随着城市的整个规划，整个的发展，然后纳入这个统一规划，因为它涉及到将来户口、社会保险一系列的问题的综合解决，教育是其中的一环，因为单就教育而言，接纳这些孩子应该不成问题，关键是解决了以后，后面还是一个动态的，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对城市是一个挑战。
崔永元：我觉得您这也是一种做工作的方式，比如能解决的我们承诺解决，不能解决的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求得大家的理解。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
姜沛民：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们也是比较关注这些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由于父母的不在，或者说家庭教育的某种环节的一些缺失，还是在学习上，在心理上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不把这些孩子作为问题儿童，但是这些孩子确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应该给一些特殊关爱，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要为农民工子女要做实事的事情，就是要在农村建立大量的寄宿制学校，因为父母不，对农民工孩子来讲，可能能够寄宿是一个比较好现实的条件。
崔永元：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观察员，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唐钧先生，大家已经认识了。来自三联生活周刊的李鸿谷先生。还有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先生。欢迎您。李鸿谷是不是先谈谈你今天面对面，看三个农民工代表，你的感受。
李鸿谷：我先问三位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们如果不能从事你们现在的工作了，你们是有什么样的选择，是回到农村呢，还是在你们各自的城市留下？
康厚明：这个方面，根据二十年之后，没有上班那个时候的情况，那个时候如果经济有一定的存款，有一定的储蓄，他应该就在城里安家的多，因为农村现在田也要不了这么多人做，现在的田，差不多农村三分之一的人种地就可以了，他回家也没有这么多田来种。根据他的条件，如果他的钱多，他就可以在城市，大的城市买房子，如果他钱少一点，他就会在县或者是甚至自己镇里面买。
李鸿谷：你们两位呢？
朱雪芹：我个人，因为我家已经安在上海了，所以我是不回去，但是以我们这个群体来说的话，就涉及到我刚刚提到老有所养这个问题，因为像我这样的话毕竟还不多，不能代表整个农民工的群体，说老有所养，而且在我们农民工当中比较突出的话，四加二加一模式尤为突出，所以说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个老人，同时还要照顾一个孩子，所以老有所养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他也可以安度晚年，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可以减少压力。
李鸿谷：胡小燕呢，会回去吗？
胡小燕：我可以说是代表我们整个群体吧，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到时候真的是不能到打工那一天，可能都是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是回到自己故乡，但是都是刚才跟康代表说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可能寨镇上或者县上买房，但是我相信大部分还是会在他自己的农村，但是在农村的同时，就有很多问题存在了，第一，他那个时候没有资金的来源，资金来源没有了，如果说没有这份保险的话，就涉及到养老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有可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下一代那时候已经都成家了，成家立业，他们的负担已经很大了，所以这方面就是说，我肯定站在大多数人来说。
李鸿谷：我刚才觉得你们几位讲的是未来的问题，一个是你们的未来问题，你们二十年之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你们孩子二十年之后的问题。
朱雪芹：还有我们父辈的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的，因为他们解决了对我们压力就轻了，他们已经解决，我们以后肯定也会解决的，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减轻孩子的压力，他是从一个箭头下来，一个箭头，这是相连的，这三个。
李鸿谷：其实我现在想问一下劳动部的部长的问题，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特别多的是具体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养老的问题、留守儿童的问题，孩子教育的问题、工伤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是我们过去从70年代末开始，农民工进入城市所积累的一系列问题，是我们过去积累的成本，但是我们其实可能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往前看，未来二十年之后，我们对农民工，对农民工或之下的城市化，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我不知道部长会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崔永元：鸿谷，我有个提议，因为今天国务院农民工办的副主任汪志洪先生就在现场，能不能让他说？这应该是您的职责，你就是农民工办的副主任。
汪志洪：可以，刚才这位专家说的问题我可以说几句。农民工问题确实由来已经很久了，从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还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既要保证农民工将来老有所养，同时也要考虑这个城市的承载能力，尽量多发展一些小城镇，中小城市。
崔永元：王元成代表是2003年开始当选人大代表的。五年过去了。
王元成：这是第六次来参加人代会的。
崔永元：您评价一下这些新代表。
王元成：应该说是在没来北京开会以前，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了，胡小燕代表、朱雪芹代表、康厚明代表，他们三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应该说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崔永元：应该说一下这个背景，您当代表的时候也是农民工代表。
王元成：因为我和他们都有相同一点，都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比较激动，比较高兴，通过我这些年来的经历看，包括这三位代表来到北京以后，确确实实都是每天都被众多的媒体包围着，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说句心里话，我们应该知道自己肩上的这种担子。再一个就是，我们既然当上全国人大代表，怎么能发挥好作用，这么多媒体来关注我们，不是关注我们几个人，是关注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发挥作用，怎么能发出这种声音来，发出这种声音，被社会，被媒体无限地放大，能够让更多人关注着我们这个群体。所以说作为我个人来讲，也算不上什么经验，实际上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而已。
崔永元：谢谢。我们今天的谈话结束了，再次感谢三位代表，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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