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您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科学院来研究这些，和您企业的科研机构研究这些有什么不同呢？
柳传志：科学院研究以后还是要想法把这个东西跟企业结合的，我自己已经做企业了，我研究这些东西就带着更强的市场目的，就是我做一件事儿，我得看市场成熟不成熟，如果不成熟的话我做好了可以扣着，若干年以后我再发表。
崔永元：王院士特别有意思，今天她来的时候在休息室里，一见面她就说今天谈什么我都不知道就来了。现在您一定听明白了我们在谈什么，现在想听您的观点。
王志珍：刚才柳总说的那个大部分不懂得把科研成果去转化成功生产，这个大部分人当中的一个人。
崔永元：也不需要每个科学家都懂。
王志珍：是，我觉得科学家当中像柳总这样是少数的，他是全中国有名，我充其量不过大家永远这辈子当不了王总，最多就是王老师，但是我为什么还能在科学院里，我们的院长没有把我换掉呢？我想我是做基础研究的，所以在科学院当中，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是基础研究，这个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说，可持久发展的话，这个基础研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对我们科学院讲起来，我自己觉得这几年国家给钱，当然我们院长先生能够去向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非常好地去阐述，这个科学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技术为什么重要，科学院是在做怎么样的贡献。
崔永元：国家给了多少钱您知道吗？
王志珍：我不他清楚，要不然我就是院长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研究组长。
崔永元：花在哪儿您也不知道吧？
王志珍：我想我应该自己都能体会到知识创新工程里头我们研究所的变化，现在我们占GDP的量是1.49%，很多人觉得不满意，从我自己的对比讲起来，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国家给这些钱，我们是已经可以做事儿了，而且可以做很多事儿。
崔永元：您知道今天对我来说是多么难忘的一天吗，因为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么多科学家跟我一块坐下来谈钱。
王志珍：科学家钱是重要的，但是创新的思想，就是所谓的想法，创新的想法大概是更加重要的。
崔永元：我得跟我的同行杨健说一声对不起，因为可能你过一会儿才能发言，今天我明显感觉时间不够用，大家好像想说的话题太多，现在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的数学家杨乐先生，欢迎他。
崔永元：您好。
杨乐：您好。
崔永元：您请坐。我要对您说，您是我年轻时候崇拜的偶像。
杨乐：不敢当。
崔永元：那时候是我们老师号召我们学习，有陈景润先生，有杨乐先生，张广厚先生，学习他们的这种科研精神，我还要跟您说抱歉，因为这个电视节目就太注重形式，这个节目的设计就是说，在中间一个关键的时候，请杨乐先生上来谈他的看法，但是你看前面这么长时间，我一直看着他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个角落里，您说作为一名数学家，第一个本事是不是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杨乐：对，搞科学的人都应该这样。
崔永元：所以您要再在那儿再坐一个小时也没事儿？
杨乐：不过就是有一点浪费时间。
崔永元：是，浪费时间。我们在谈这个科技创新，也在谈创新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不知道这个离数学是不是很远？
杨乐：离数学并不是很远，尤其是现在的发展，应该说所有的专业、所有的学科它的精确化、定量化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它就跟数学越来关系越密切。看来这个趋势在今后的时间里还要继续发展下去。
崔永元：但是它不像化学、材料学，当它转化成商品的时候，所有的消费者好像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个是数学转化来的。
杨乐：但是正因为这样，它就能够渗透到的地方就更多了，所以包括比如说现在很时髦的金融、证券、股票、保险，所有这些方面都越来越要依靠数学。
崔永元：您看您说得都是现在最时髦的，股票、保险。现在很多人对数学没有乐趣，好像对股票乐趣更大，现在说很多行业的时候，都会用同一个词，就是叫浮躁，您觉得说科学界可以也用上这个词吗？
杨乐：我想科学界也应该预防这个问题，而且确实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了。因为整个的社会，当然经济是持续地高速度地在发展，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市场化或者物质化的这种倾向有一些过度的地方，尤其对青少年，他们有的时候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他就往往会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或者为它所左右。但是如果要认真搞科学，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高水平的人才的话，那就应该有远大的志向，要有浓厚的兴趣，要有执着的追求，要有长时间的努力。
崔永元：一个称职的、好的科学家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就是您这个样子。我现在特别想让您描述一下，一个浮躁的科学家会是什么样子？
杨乐：现在学术界确实有这样的风气，因为也是受到科学管理的有一些的影响，科学管理有一些部门他就觉得他从国家得到了这样多的经费的支持，然后他用这些经费又支持了很多项目，很多科学家，他总觉得这个应该对国家有个交代，这个想法本来我觉得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有的时候，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他就有很多的检查、评比，希望科学家经常来给他报告所取得的成绩。但是真正有意义的科学成果不是短时间的，一朝一夕能够获得的，需要相当的时间。
路甬祥：而且也不是那么多的。
杨乐：对。
崔永元：对数学家的检验是多长时间一次？
杨乐：我们的看法，希望优秀的数学家每过那么三四年。
崔永元：三四年？
杨乐：三四年，能够有一项真正非常有价值的，国际上也很称道的工作，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满足了。
崔永元：但是现在路院长是不是每个礼拜都会问您，又出什么成果了。
杨乐：路院长当然比较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有些部门总是希望你每年好像都有所谓比较多的数量的SCI的论文，所以也确实有些学者受这个影响，他就尽量希望，不是希望真正做有价值的工作，去追求这个，而是说希望SCI论文的数量好像保持比较多。
崔永元：这个不难我觉得，您写一个论文分成几份发表就行了。
杨乐：当然要追求数量比较多的SCI论文，比真正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那相对那个是要容易。
崔永元：您看路院长做中科院的院长应该是十一年了。
路甬祥：十一个年头。
崔永元：1997年嘛，十一年了，我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评价一下他这十一年的工作怎么样？这个挺满的我跟您说杨教授，因为我们也经常会让人出这个题，说你评价一下你们领导的工作，我们都说挺好，注意身体。但是科学家跟我们不一样。
杨乐：在这个十一年的过程中间，我觉得对中国科学院的知识长信工程应该说科学院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使得科学院在面貌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的这么一个工作。
崔永元：路院长有这样一件事儿是您做的吗？就是中科院的数学所有四个数学所，您把它合并成了一个所，这样好像有一百多人就没事儿干了。
路甬祥：也不能说是我做的，这是多方面酝酿的结果，因为我们研究了历史，原来就是一个所，数学所，后来因为学科本身的发展，比如说计算机起来了，计算数据当然很重要了，就分离出一个计算数学所来，后来系统科学发展了，又分离出一个系统科学所来，所以变成几个所。但是在体制上分开了以后，在一个楼里边，许多资源就重复，不能共享，比如说图书馆四个图书馆，一层一个图书馆，干部当然也多了，但后来这个纯数学，系统科学、计算数学跟应用数学界限又不是那么有清晰界面的，所以后来又相继发展，互相有相当部分的重复的部分，所以我们觉得把它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数学研究院，资源就可以共享了，学科也可以更加合理地布局了、调整了。
崔永元：但是一合并人就多了。
路甬祥：当时因为历史的原因，整个科学院人员的集聚是比较多的，但是真正要做前瞻性的，做基础性的，做战略性的工作，我们觉得还要做一点人员的遴选工作，所以当时跟中央，跟国务院汇报的时候讲的，从已有人员当中选择重点支持三分之一，然后还要保留20%左右的空缺，要吸引外部的人员，包括国外海归回来，包括从国内新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人才。
崔永元：院长，这件事儿做起来没那么容易，因为所有的改革最难的就是这个人，尤其是裁人，这牵扯到106位同志呢，您不怕得罪人？
路甬祥：不，当时因为科学院有两个外部条件，一个条件，当时中央支持，增加了对科学院的投入，对科学院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大家要实现这个目标，要改善这个条件，那只能够，你不能够煮大锅饭，平均分配，到最后力度不够，大家都认可。另外一个科学院在树立起这个目标来了以后，科学院绝大多数科学家，尤其是优秀的科学家，他都支持，都认同这一个改革，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经过了十几年，当时也有一点镇痛，但总体上看来还是过来了。
崔永元：那就是因为是在科学院。
路甬祥：但是我们有一条，增量部分支持三分之一优秀的，存量的还是保持不动
崔永元：您看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应该不应该问，就是这106个里面，有没有不称职的，有没有南郭先生。
路甬祥：不能绝对地说不称职，因为做工作只能够相对而言，现在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当时也限定了创新的岗位的人数，那当然只能够好中选优，不能说有哪一个人，具体哪一个人不称职。
路甬祥：对。
崔永元：杨健现在你可以发言或者提问题都可以。
杨健：我问一下路院长，科学院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一个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他们每个人面向一个方面就可以了，您是哪一个面都得向，这样的话您怎么来协调好左手和右手之间的关系。
崔永元：把他调到数学所就好了。
杨健：我们科学院现在所做的就是尊重科学家的兴趣跟追求，但是宏观上加强战略性的引导，强调要面向国家需求，要面向科学前沿，世界科学前沿，因为不是世界科学前沿的东西，即使你做出来也没多少价值，无论经济价值或者科学价值，但是我们不干预科学家具体去做什么，选什么，因为在他这个领域里边只有他本人最了解，如果我们院去干预，尤其是院长、副院长个人去干预的话，科学是一个很前沿，很有风险的事，过去搞计划经济，经济你国家去干预都搞不好，你何况搞创新，更要尊重科学家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政府要做的，科学院管理部门要做的，就是创造宏观的环境。
崔永元：路院长，今天的谈话就要结束了，现在的时间还够我们谈最后一个话题，有两个话题，咱们选一下吧，一个是中国足球队什么时候能拿世界杯，第二个话题是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获诺贝尔奖，您看咱们谈哪个好呢？
路甬祥：这两个问题差不多我觉得。
崔永元：那咱就一起谈得了。
路甬祥：为什么讲差不多呢？我觉得第一它都要有基础，得诺贝尔奖也要总体的教育水平、科学研究的水平要上来，才能够会有类似像诺贝尔奖那样的贡献，或者有人再去诺贝尔奖的可能，足球也一样，一定要建立在足球运动进一步普及，另外我们中国的足球队队员，他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这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有共性吧。
崔永元：听听杨乐先生的观点。
杨乐：我想原则上是同意院长这个看法，就是我想我们不要完全着眼于足球能够拿到世界杯，也不要完全着眼于科学上获得诺贝尔奖，当然这是好事情，可是我们还得要着眼于中国的体育水平整体得到提高，群众的体育运动得到很好地开展，也同样在科学界我们希望整个中国的科学水平能够得到很好，真正在国际上作为世界上相当强的一个科学队伍。
崔永元：这比得奖更重要。
杨乐：是。
路甬祥：第二个有共性的问题，好的足球队需要资金，没有资金不行的，好科学院也是需要投入，但是光有钱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有创新的思想，有创新的战略，我觉得这点也是有共性的。另外人才的竞争也有物质的因素跟环境的因素，我只是说钱是要的，是重要的，投入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创新的精神、创新的氛围，包括老中青三代科学家的和谐合作，老的做老的的事，中的做中的事，年轻人让他上，有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独立的科学思想，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崔永元：路院长，我知道您的观点、想法都没有谈完，但是我决定不谈了，因为只有这样，您下次才会来，这也算是一个创新。谢谢院长，谢谢所有的朋友。
路甬祥：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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