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 |
著名数学家杨乐 |
柳传志、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建平、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刘应力、机器人设计者宫海涛 |
小崔会客:中科院院长路甬祥
崔永元:各位朋友好,欢迎收看两会特别节目《小崔会客》。我们今天请到的客人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您好。
路甬祥:你好。
崔永元:得这样掌声才能停下来。您看大家鼓掌这么热烈,主要是知道咱们要谈一个他们特别关心的话题,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中国足球为什么老上不去?您先谈谈您的观点。
路甬祥:我在中学跟大学低年级的时候也是足球队,但是感觉到体力不太够,另外冲劲也很有限,但是我们还踢了一个杭州市的冠军,但是冲出杭州就不行了,我高中的时候,参加浙江的少年体校队,到上海,被上海队踢了13:0,上海队的体力也不见得比我们好,他技术比我们好,所以一个要有体力,一个要有技术,还要有团队精神。
崔永元:您那时候学校里的伙食好不好?
路甬祥: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我1959年进大学的,1960年就困难时期了,但是当时我们大学的党委书记现在应该说是足球发烧友,当然当时没有这个词,他自己做领队,动员女同学吃不了的饭票捐给我们足球队,所以我们也不愁吃,还行。
崔永元:我还分析出一个原因,为什么中国足球上不去,因为踢足球的人才都跑到科学院去了。
路甬祥:那不是。
崔永元:路院长您听过一句话,民间的俗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刚才跟路院长站着说了人家足球的事儿,现在坐下来坐稳了,就要说咱科学院自己的事儿了,您先说点概括性的话,比如科学院现在怎么样?
路甬祥:跟自己比,当然有很大的进步,跟人家比,跟我们国家,跟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崔永元:您再告诉我们,科学院的科学家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实际上离我们不远,但是大家觉得他们很神秘。
路甬祥:因为我们科学院做的事,有做基础研究的,也有做资源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也有做高技术创新的,所以中国科学院的构成可以讲都对科学技术是很热爱的,但是兴趣也比较多样。
崔永元:这群人好玩吗?能不能跟他们交朋友?
路甬祥:我觉得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崔永元:好像他们特挑剔。
路甬祥:他们好问,因为科学也好,技术也好,不断要提出问题,已经有的定理是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有没有例外,所以科研人员就是要追求未知,要超越前人,要探索新的发明。
崔永元:这就说到了他们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叫科技创新,其实这个对我们主持人来说就非常非常难了,我觉得这个做电视节目,这也是一次创新,台里派一个数学才二十多分的人采访科学院的院长,这算样式创新,他们告诉我一个这样的词我念一念您看对吗,说原始性创新包括基础研究突破和开辟新的领域。
路甬祥:基本上对吧,原始科学创新要揭示还没有被人认识的新的规律,或者是发现新的现象,原始性的技术创新必须是自主的、首创的,或者是在已有技术基础上,自主首创面向新的市场跟新的应用集成起来,成为一个新的东西,它能够占领市场、引领市场,能够开拓未来。
崔永元:院长这个空间大吗?
路甬祥:我想空间还是蛮大的,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科技原始创新也是没有止境的,但是真正对世界有影响的,对历史有影响的原创性的科学创新也只能够屈指可数,技术创新多一些,但是也是有限的。
崔永元:刚才咱们还说到了开辟新的领域,这个不容易了吧?
路甬祥:开辟新的领域,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空间。
崔永元:依我们看,好像所有领域都有人干了。
路甬祥:按传统的、比较单纯的学科分的话,的确所有领域都有人做了,但每个领域又有无止境的前沿,数理化、天地生有无止境的前沿,而且当代科技又出现了科跟技融合在一起,科学前沿跟技术前沿相互作用融合,那又多出来许多了。另外应用,科技的应用那更是没有止境。举个很通俗的例子,电话,过去不是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嘛,后来出现了大哥大,没有多少年,也就是五六年时间吧,它从一块砖头变成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那么大了,到现在口袋里卡片式的,现在中国接近五亿用户都有手机了,你看创造多大的新市场,也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
崔永元:说到这儿顺便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科学院的这些数学家联系的时候,发现他们都没有大哥大。
路甬祥:不见得吧。
崔永元:基本上都没有,您说是他们拒绝用呢还是您给。
路甬祥:没有大哥大对的,没有手机可能就不对了。
崔永元:没有手机,就是没有手机。您就没有吧。
王志珍:没有。
崔永元:对。
路甬祥:那可能她怕烦。
崔永元:您就是不想让我把这个问题问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科学院都当数学家了,为什么他们待遇这么低?您的院长怎么当的?
路甬祥:你这就误解了,买手机大家都买得起,主要他们珍惜时间,我觉得比他解决的方法要好,我有手机,但是我做事情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就把手机关了,或者把手机拨到无声模式了,保持跟外界的联系是必要的,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干扰研究工作,或者是需要专心做事的那一段时间。
崔永元:您这种使用方法话费每个月能超过四块钱吗?
路甬祥:两百多块还是要的。
崔永元:其实这也是跟外界保持畅通的一个方式,而且也是支持民族产业,尤其是支持垄断的中国移动。
路甬祥: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手机用得少,计算机用得更多,他们许多都是从网络上走的。
崔永元:您说到这儿发现没有,坐在下面的柳传志先生喜笑颜开。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到的三位观察员,一位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先生,欢迎您。一位是生物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的院士王志珍,欢迎您。一位是人民日报的主任记者、科技组组长杨健,欢迎您。有一个这样的新闻,您看对不对,这是2006年的新闻,说您六天的时间走了五个地方,建了五个研究所,六天建了五个研究所,有点太快了吧?
路甬祥:这六天我们是酝酿了八个多月,我们科学院觉得经过近十年左右的知识创新工程改革以后、调整以后,也觉得应该在学科结构,在面向经济社会服务,在区域的布局方面也应该有新的调整跟发展,所以我们就开始酝酿,在若干个地区、省市建立一些新的研究单元,建立一批转移转化的中心,所以酝酿了大概八个月左右,到9月份,我们集中了一点时间,把酝酿取得共识的,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落实下来,就签了一批协议。
崔永元:但确实是六天走了五个地方是吗?
路甬祥:大概十来天吧,走了一圈。
崔永元:您刚才说得很清楚,有八个月的酝酿,这十来天就是落实具体情况,但是也有人有意见,您看您十来天去的地方都是东部沿海城市,有人对科学院院长有意见,为什么不去西部呢?那些地方更需要扶持。
路甬祥:其实我们西部过去已经做了,在上世纪末,我们在西安把原来的一个环境研究室升格成为西安的环境研究所,西安也是西部吧?
崔永元:西安,陕西算西部,西安不太算我觉得。
路甬祥:另外当然还在西部整合了一些研究机构,
崔永元:您为什么要这样回答我呢?您为什么不说因为东部沿海发达嘛,我们就建在东部,怎么了?
路甬祥:我只是解释一点,我们并不只在东部建,在西部同样要建,为什么东部多一些呢?主要的原因,我们科学院建院以来,高科技跟基础研究方面的研究所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北京跟上海,资源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所主要布局在西部,这跟当时的情况也是一致的,但是随着中国五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发展,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生态环境不完全,问题不完全都出西部,东部的城市化程度更加高,东部的沿海带,东部的城市密集的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暴露得非常之充分跟突出,所以我们觉得在东部应该要补建城市环境研究所,高技术领域,因为它都是跟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像纳米,比如像集成制造,比如像生物能源等等,我们觉得应该设置一些新的研究单元,在这些领域产业发展有势头,有前景的,以后的成果,知识有受体的区域会更好,所以它也是跟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
崔永元:我觉得您这段话特别重要,它告诉我们几个信息,一个信息是科学家的眼光和我们普通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看东部、西部就是富裕、贫困,但是科学家来看,无论是东部西部都大有可为,都有机遇,有机会。第二就是告诉那些有志于要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想搞科学研究,不一定在北京、上海,到西安也是有事情可做的。路院长说了那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科研机构放在了东部,今天我们请来的就是来自深圳的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看看他们的成果,咱们再见这些客人,看看这些机器人,现在要为我们做一个表演,这些机器人都是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结果。街舞。
崔永元:来,一二三。开始。
(机器人跳街舞)
崔永元:是不是机器人的设计者也到了现场?机器人的设计者宫海涛,欢迎他。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院长樊建平,欢迎他。还有深圳市的常务副市长刘应力,欢迎您。我先问院长吧,费这劲干什么呢?就直接教科学家跳不就完了吗?
樊建平:我们深圳先进院把机器人的研究作为我们下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崔永元:为什么会选择它?
樊建平:你知道比尔盖茨,也有记者问他,他的回答说,我要年轻二十岁,我坚决不做PC,我做PR。他现在为什么对机器人感兴趣?因为他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后每个家庭用的机器人的个数远远要超过PC机,他希望每一个机器人里面装一个Window,这是他真正希望的。
崔永元:你们不会研究一个主持人坐到这儿把我们废了吧?
樊建平:我们现在有聊天机器人,主要是针对在家里面的老人,包括一些小孩,小孩的教育也很重要。所以目前大概我们到去年我们有个样品的展示,到今年大概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成型的。
崔永元:发达国家机器人的应用到什么程度了?
樊建平:现在在世界各个国家,实际上还在,民口里面还是在一个发展的早期,当一批是80年代,但是军事方面用得就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切入正是时期,如果像PC那样,已经做了很长了,它已经有英特尔跟微软以后,你再进去,中国主干起来就很难,所以我们大概五年以后的市场就非常大。
崔永元:军事上应用大家能想得出来,就是一听说有地雷都争着上。这个民用我听说现在还有炒菜做饭的机器人。
樊建平:对,我们去年承办了一个深圳市第一次搞了一个专业化比较大的机器人展,上面就是有做饭的机器人,有五十多个机器人,有做饭的,这个跳舞的最受小朋友的欢迎,我们还有反恐,就是爬墙的机器人可以适时把里面的传回来,还有模块化的机器人,用于教学的,聊天的机器人,有宠物机器,有监控机器人,有跟踪人行走的机器人等等等等,它的形状可能不像人。
崔永元:咱们选他们当中一个代表了解一下就行,比如做饭的手艺怎么样?不会把手掉进去吧?
樊建平:我们深圳有一个做饭的机器人的公司,我跟那个老板聊,他说全中国大概厨子做得好的有270多人,他那个机器人学了有二三十个人炒菜的技术,我吃过它,比如说大连的葱烧海参、湖南的小炒肉,这几个炒得确实水平很高,刘市长我相信他也吃过。
崔永元:刘市长评价一下,您吃觉得怎么样?
刘应力:这个炒菜机器人正像刚才樊院长说的,它是我们中国烹饪系最好是扬州,扬州大学,它是由扬州大学的一些大厨的菜谱,由机器人给它实现,特别是我们陪着一些外宾,那个炒得是非常正宗,可以说现在是两分钟、四人份同时出锅。
崔永元:它的本事是什么菜系都会做是吧?
刘应力:不能这么说,现在有几十种菜谱,但是它要非常细腻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烹炒煎炸是很复杂的,火候、次序很复杂的,这个还不是那么简单,但是确确实实已经可以商品化了。
崔永元:不要工资是吧?
刘应力:它是不要工资,但是它要电,它要能,还是要钱的。
崔永元:也不会跳槽。
刘应力:它是不会跳槽,所以现在美国、韩国、日本都来订,比如说在外国的中华料理这种连锁的,最快就是它。
崔永元:路院长,您说这个是不是算新的领域呢?
路甬祥:我想也算吧,因为机器人最早是产生根据市场销售,主要是在第二产业,生产性的机器人。现在机器人你看逐步发展到服务行业去了, 刚才讲机器人,现在听来你刚才还有一点怀疑,认为是不是会有市场,我觉得许多年之前,美国包括有一些非常已经有成就的高层的科学家都曾经说全世界只要一百多台计算机就够了,不相信计算机能进入家庭。我在老板用大哥大的时候,我说我不要用,一块砖头背着没戏,也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手机就放在口袋里了,每人都有一个手机。
崔永元:您也没想到话费这么贵吧?
路甬祥:话费现在也不算贵了,话费贵这个事情,我当时倒还不是手机,最找的时候还是对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像外国人那样喝矿泉水,我很保守,我认为矿泉水在中国没太大市场。
崔永元:还有科学家发明了漫游,但是没想到收漫游费。科学家发明了通话,也没想到它会双向收费,这是不同的领域。
路甬祥:这个就要管理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健全法制来解决的问题。
崔永元:我想问问市长,你们深圳有这么多人才吗?
刘应力:现在人才还是深圳的主要问题,但是由于我们中科院和深圳市政府共同成立这个先进技术研究院以后,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人才载体,我们称之为人才驿站,所以市委市政府现在要采取很多措施来支持这些人才,像他们院在这两年的时间已经引进两百多位从全世界来的人,所以现在市委市政府实行一个双人双百计划。
崔永元:什么意思?
刘应力:百人就是两年内我们要支持一百个人,技术顶尖的和一人给一百万这样一个计划,第一年,两年时间,第一年50个人,我们一下子给了先进院七个人的名额,因为他们人才很多。但是我们深圳本身有人才,再加上吸引的人才,就成就了现在先进院这么多人才。
崔永元:院长,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顶尖人才也像我们似的,一给钱就去。
樊建平:我想第一个还是因为深圳市的环境各方面,我觉得发展的状况离香港比较近,同时深圳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金,所以这些经济环境、生活的环境吸引了很多的海外的学者愿意去,当然第二,我们中国科学院的品牌以及中国科学院我们在深圳搞的新的领域,事业吸引了很多人才。
崔永元:你们尝到了和科学院合作的甜头是吧?
樊建平:我就是科学院的,我是科学院派过来的。
路甬祥:我们也尝到了跟深圳合作的甜头,我提醒你小崔注意,刚才刘市长讲,先进院只是一个人才的驿站,他没有用人才基地这个概念,我觉得就是创新。
崔永元:驿站就是随来随走。
路甬祥:驿站的概念,深圳院把海归,把国内的优秀人才吸引过去,在那里做研发,但是他不希望沉淀下来,希望过几年以后,他带着知识,带着成果,人才就流到深圳的企业里边去,或者自己去创办企业。
人民日报主任记者杨健、生物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院士王志珍、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 |
机器人跳舞 |
全景 |
崔永元:您稍停一下,您说过两年流到深圳的企业里去。
路甬祥:他们希望是这样,当然并不一定流在深圳了,驿站也可以流到其它地方去,但是深圳有信心,因为深圳的宏观条件好,一定会有相当比例的人才在深圳能够找到发挥才干的企业,或者是自己出来创业。
崔永元:问问宫海涛,你是从什么地方到这个驿站的?
宫海涛:武汉。
崔永元:以前是个什么单位,你可以不说名字,没事儿。
宫海涛:我毕业就去了。
崔永元:应届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就说给你一百万?
宫海涛:没有。
樊建平:我们这边可能是要副研究员以上的人,因为刚才说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深圳的产业环境,北京我们科学院有39个研究所,在深圳只有我们一个研究所,所以深圳的企业的个数,高新技术企业现在按产值来说可能是北京的,比北京要大得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独资,企业家去年大概有70多个企业找我们合作,17家企业给我们钱,听听三位观察员的说法,柳传志先生,您刚才听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创新,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柳传志:我的咱们国家创新的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支撑和引领咱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创新的东西这个科研成果得把它变成钱,变成真的支持生产力发展的东西,这就是真的就创新了。
崔永元:过去我们在这边是不是有缺陷在这个方面?
柳传志:应该讲有,因为在咱们国家老的传统观念,科学家,包括甚至搞技术的都是在象牙塔里边的,把东西做出成果,主要讲水平,不怎么太讲它这怎么能变成钱的,其实这是很大的缺陷,这些年来科学院还有很多大学都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像樊院长他本来是个科学家,但是他现在到了深圳,他也得具有商业的眼光,他选这个机器人一定要知道,将来几年内才能推得出去,才能卖得出去。
崔永元:他刚才不说自己是中科院的,我绝对不会相信,中科院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柳传志:您这是夸中国中科院的人还是小瞧中科院的人呢?
崔永元:中科院的人都是说走着走着有时候就会撞电线杆子,因为在想问题呢。
柳传志:很抱歉,我也是中科院的人。
崔永元:我的意思是这样是不是对科学家太苛刻了,又会研究,又会推广,又懂科研,又懂市场,那不成神了吗?
柳传志:不,这个科学家本来不是这样,这个社会还是有分工的,在刚才讲的比如像机器人的这个事儿处理以后,得半个公司才能把这个机器人卖出去,为什么呢?你得知道你做这个机器人的钱从哪儿来,你怎么去好好去生产,怎么做广告,做市场,把它卖出去。这些事儿不一定是每个科学家都做得成的,有的科学家有这种潜质,他能变成一个好的科技管理人才,到一个全面的商业管理人才,大多数人还不是这样。因此还得要有一些懂得科技知识的一些商业人才跟它相结合。
崔永元:您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科学院来研究这些,和您企业的科研机构研究这些有什么不同呢?
柳传志:科学院研究以后还是要想法把这个东西跟企业结合的,我自己已经做企业了,我研究这些东西就带着更强的市场目的,就是我做一件事儿,我得看市场成熟不成熟,如果不成熟的话我做好了可以扣着,若干年以后我再发表。在这中间,怎么预备钱,怎么去生产,怎么销售,怎么做市场,我全都把它考虑透了,这时候再把这个东西往外推,这时候系也做起来就更顺。刚才不是讲刘市长讲,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接到深圳去呢?深圳把这个东西接到以后到企业里边再去做,再去把它变成产业化,可能就合适。
崔永元:王院士特别有意思,今天她来的时候在休息室里,一见面她就说今天谈什么我都不知道就来了。现在您一定听明白了我们在谈什么,现在想听您的观点。
王志珍:刚才柳总说的那个大部分不懂得把科研成果去转化成功生产,这个大部分人当中的一个人。
崔永元:也不需要每个科学家都懂。
王志珍:是,我觉得科学家当中像柳总这样是少数的,他是全中国有名,我充其量不过大家永远这辈子当不了王总,最多就是王老师,但是我为什么还能在科学院里,我们的院长没有把我换掉呢?我想我是做基础研究的,所以在科学院当中,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是基础研究,这个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说,可持久发展的话,这个基础研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对我们科学院讲起来,我自己觉得这几年国家给钱,当然我们院长先生能够去向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非常好地去阐述,这个科学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技术为什么重要,科学院是在做怎么样的贡献。
崔永元:国家给了多少钱您知道吗?
王志珍:我不他清楚,要不然我就是院长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研究组长。
崔永元:花在哪儿您也不知道吧?
王志珍:我想我应该自己都能体会到知识创新工程里头我们研究所的变化,现在我们占GDP的量是1.49%,很多人觉得不满意,从我自己的对比讲起来,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国家给这些钱,我们是已经可以做事儿了,而且可以做很多事儿。
崔永元:您知道今天对我来说是多么难忘的一天吗,因为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么多科学家跟我一块坐下来谈钱。
王志珍:科学家钱是重要的,但是创新的思想,就是所谓的想法,创新的想法大概是更加重要的。
崔永元:我得跟我的同行杨健说一声对不起,因为可能你过一会儿才能发言,今天我明显感觉时间不够用,大家好像想说的话题太多,现在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的数学家杨乐先生,欢迎他。
崔永元:您好。
杨乐:您好。
崔永元:您请坐。我要对您说,您是我年轻时候崇拜的偶像。
杨乐:不敢当。
崔永元:那时候是我们老师号召我们学习,有陈景润先生,有杨乐先生,张广厚先生,学习他们的这种科研精神,我还要跟您说抱歉,因为这个电视节目就太注重形式,这个节目的设计就是说,在中间一个关键的时候,请杨乐先生上来谈他的看法,但是你看前面这么长时间,我一直看着他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个角落里,您说作为一名数学家,第一个本事是不是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杨乐:对,搞科学的人都应该这样。
崔永元:所以您要再在那儿再坐一个小时也没事儿?
杨乐:不过就是有一点浪费时间。
崔永元:是,浪费时间。我们在谈这个科技创新,也在谈创新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不知道这个离数学是不是很远?
杨乐:离数学并不是很远,尤其是现在的发展,应该说所有的专业、所有的学科它的精确化、定量化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它就跟数学越来关系越密切。看来这个趋势在今后的时间里还要继续发展下去。
崔永元:但是它不像化学、材料学,当它转化成商品的时候,所有的消费者好像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个是数学转化来的。
杨乐:但是正因为这样,它就能够渗透到的地方就更多了,所以包括比如说现在很时髦的金融、证券、股票、保险,所有这些方面都越来越要依靠数学。
崔永元:您看您说得都是现在最时髦的,股票、保险。现在很多人对数学没有乐趣,好像对股票乐趣更大,现在说很多行业的时候,都会用同一个词,就是叫浮躁,您觉得说科学界可以也用上这个词吗?
杨乐:我想科学界也应该预防这个问题,而且确实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了。因为整个的社会,当然经济是持续地高速度地在发展,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市场化或者物质化的这种倾向有一些过度的地方,尤其对青少年,他们有的时候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他就往往会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或者为它所左右。但是如果要认真搞科学,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高水平的人才的话,那就应该有远大的志向,要有浓厚的兴趣,要有执着的追求,要有长时间的努力。
崔永元:一个称职的、好的科学家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就是您这个样子。我现在特别想让您描述一下,一个浮躁的科学家会是什么样子?
杨乐:现在学术界确实有这样的风气,因为也是受到科学管理的有一些的影响,科学管理有一些部门他就觉得他从国家得到了这样多的经费的支持,然后他用这些经费又支持了很多项目,很多科学家,他总觉得这个应该对国家有个交代,这个想法本来我觉得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有的时候,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他就有很多的检查、评比,希望科学家经常来给他报告所取得的成绩。但是真正有意义的科学成果不是短时间的,一朝一夕能够获得的,需要相当的时间。
路甬祥:而且也不是那么多的。
杨乐:对。
崔永元:对数学家的检验是多长时间一次?
杨乐:我们的看法,希望优秀的数学家每过那么三四年。
崔永元:三四年?
杨乐:三四年,能够有一项真正非常有价值的,国际上也很称道的工作,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满足了。
崔永元:但是现在路院长是不是每个礼拜都会问您,又出什么成果了。
杨乐:路院长当然比较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有些部门总是希望你每年好像都有所谓比较多的数量的SCI的论文,所以也确实有些学者受这个影响,他就尽量希望,不是希望真正做有价值的工作,去追求这个,而是说希望SCI论文的数量好像保持比较多。
崔永元:这个不难我觉得,您写一个论文分成几份发表就行了。
杨乐:当然要追求数量比较多的SCI论文,比真正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那相对那个是要容易。
崔永元:您看路院长做中科院的院长应该是十一年了。
路甬祥:十一个年头。
崔永元:1997年嘛,十一年了,我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评价一下他这十一年的工作怎么样?这个挺满的我跟您说杨教授,因为我们也经常会让人出这个题,说你评价一下你们领导的工作,我们都说挺好,注意身体。但是科学家跟我们不一样。
杨乐:在这个十一年的过程中间,我觉得对中国科学院的知识长信工程应该说科学院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使得科学院在面貌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的这么一个工作。
崔永元:路院长有这样一件事儿是您做的吗?就是中科院的数学所有四个数学所,您把它合并成了一个所,这样好像有一百多人就没事儿干了。
路甬祥:也不能说是我做的,这是多方面酝酿的结果,因为我们研究了历史,原来就是一个所,数学所,后来因为学科本身的发展,比如说计算机起来了,计算数据当然很重要了,就分离出一个计算数学所来,后来系统科学发展了,又分离出一个系统科学所来,所以变成几个所。但是在体制上分开了以后,在一个楼里边,许多资源就重复,不能共享,比如说图书馆四个图书馆,一层一个图书馆,干部当然也多了,但后来这个纯数学,系统科学、计算数学跟应用数学界限又不是那么有清晰界面的,所以后来又相继发展,互相有相当部分的重复的部分,所以我们觉得把它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数学研究院,资源就可以共享了,学科也可以更加合理地布局了、调整了。
崔永元:但是一合并人就多了。
路甬祥:当时因为历史的原因,整个科学院人员的集聚是比较多的,但是真正要做前瞻性的,做基础性的,做战略性的工作,我们觉得还要做一点人员的遴选工作,所以当时跟中央,跟国务院汇报的时候讲的,从已有人员当中选择重点支持三分之一,然后还要保留20%左右的空缺,要吸引外部的人员,包括国外海归回来,包括从国内新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人才。
崔永元:院长,这件事儿做起来没那么容易,因为所有的改革最难的就是这个人,尤其是裁人,这牵扯到106位同志呢,您不怕得罪人?
路甬祥:不,当时因为科学院有两个外部条件,一个条件,当时中央支持,增加了对科学院的投入,对科学院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大家要实现这个目标,要改善这个条件,那只能够,你不能够煮大锅饭,平均分配,到最后力度不够,大家都认可。另外一个科学院在树立起这个目标来了以后,科学院绝大多数科学家,尤其是优秀的科学家,他都支持,都认同这一个改革,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经过了十几年,当时也有一点镇痛,但总体上看来还是过来了。
崔永元:那就是因为是在科学院。
路甬祥:但是我们有一条,增量部分支持三分之一优秀的,存量的还是保持不动
崔永元:您看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应该不应该问,就是这106个里面,有没有不称职的,有没有南郭先生。
路甬祥:不能绝对地说不称职,因为做工作只能够相对而言,现在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当时也限定了创新的岗位的人数,那当然只能够好中选优,不能说有哪一个人,具体哪一个人不称职。
路甬祥:对。
崔永元:杨健现在你可以发言或者提问题都可以。
杨健:我问一下路院长,科学院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一个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他们每个人面向一个方面就可以了,您是哪一个面都得向,这样的话您怎么来协调好左手和右手之间的关系。
崔永元:把他调到数学所就好了。
杨健:我们科学院现在所做的就是尊重科学家的兴趣跟追求,但是宏观上加强战略性的引导,强调要面向国家需求,要面向科学前沿,世界科学前沿,因为不是世界科学前沿的东西,即使你做出来也没多少价值,无论经济价值或者科学价值,但是我们不干预科学家具体去做什么,选什么,因为在他这个领域里边只有他本人最了解,如果我们院去干预,尤其是院长、副院长个人去干预的话,科学是一个很前沿,很有风险的事,过去搞计划经济,经济你国家去干预都搞不好,你何况搞创新,更要尊重科学家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政府要做的,科学院管理部门要做的,就是创造宏观的环境。
崔永元:路院长,今天的谈话就要结束了,现在的时间还够我们谈最后一个话题,有两个话题,咱们选一下吧,一个是中国足球队什么时候能拿世界杯,第二个话题是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获诺贝尔奖,您看咱们谈哪个好呢?
路甬祥:这两个问题差不多我觉得。
崔永元:那咱就一起谈得了。
路甬祥:为什么讲差不多呢?我觉得第一它都要有基础,得诺贝尔奖也要总体的教育水平、科学研究的水平要上来,才能够会有类似像诺贝尔奖那样的贡献,或者有人再去诺贝尔奖的可能,足球也一样,一定要建立在足球运动进一步普及,另外我们中国的足球队队员,他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这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有共性吧。
崔永元:听听杨乐先生的观点。
杨乐:我想原则上是同意院长这个看法,就是我想我们不要完全着眼于足球能够拿到世界杯,也不要完全着眼于科学上获得诺贝尔奖,当然这是好事情,可是我们还得要着眼于中国的体育水平整体得到提高,群众的体育运动得到很好地开展,也同样在科学界我们希望整个中国的科学水平能够得到很好,真正在国际上作为世界上相当强的一个科学队伍。
崔永元:这比得奖更重要。
杨乐:是。
路甬祥:第二个有共性的问题,好的足球队需要资金,没有资金不行的,好科学院也是需要投入,但是光有钱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有创新的思想,有创新的战略,我觉得这点也是有共性的。另外人才的竞争也有物质的因素跟环境的因素,我只是说钱是要的,是重要的,投入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创新的精神、创新的氛围,包括老中青三代科学家的和谐合作,老的做老的的事,中的做中的事,年轻人让他上,有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独立的科学思想,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崔永元:路院长,我知道您的观点、想法都没有谈完,但是我决定不谈了,因为只有这样,您下次才会来,这也算是一个创新。谢谢院长,谢谢所有的朋友。
路甬祥: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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