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未竟全功,思想更待解放
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于昨天结束,连任的温家宝总理出席例行的记者招待会。针对中外记者提问,温家宝就国内时局、物价CPI、经济民生、政改等问题阐述观点,表达了辅国裕民的一贯理念。
尤其是对国内经济形势及其崭新走向,他更是作了详细解释,透露出未来五年将要秉持的基本施政原则。作为其中一个纲领性的看法,温家宝总理坦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解放思想”,后者为因,前者为果。在表白新一届政府的改革勇气时,他引用北宋改革派人物王安石的名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本轮倡导思想解放的舆论起于广东,“地方大员”汪洋始发先声,由岭南生成热烈的吁求而流布四方。温家宝总理则借助记者会的时机,于政治聚光灯下发表呼应,用他自陈的“忧患意识”证明一项宣告:解放思想已是中央和地方的共识,是为改革之课题,也将运用于改革的具体手段中。对新一届中央政府来说,也以此给自身打上了改革型政府的烙印,扬声告白天下。上一个施政周期已满,对于过去成就之事,温家宝言简意赅,重心倾于时下流弊,侧重未来之忧。总理此番陈述,解放思想不为孤立,而与经改与政改挂钩,上可以契合国家现状,下可以告慰民众热望,确实鼓励人心。
改革数十年,争论几十载。经济体制改革以解放思想为倚靠,寻求原初被遮蔽的利益空间而获致极大发展。这样的改革模式以经济见长,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其正当性也不容否认。庙堂与江湖识见不同,各执一端,都有难言的隐痛也属正常。不过,经济进步显然不能独占改革之美。所幸的是,对于改革进程中产生的危机,官方与民间都有深刻觉察,并在国情的催促下达成趋于一致的理解:经济改革的瓶颈不能单纯指望它“独善其身”,也必须由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另外的动力。温家宝总理面对媒体坦承因果联系,以民生之忧影射政府改革的目标,有决断者的苦心,也有不再循习固常的决心。
国策所系,不过是民众人心。温家宝强调推行财政体制改革,促成公共财政改善民生与生态,并重申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些都彰显了大公至正之心。不过,可预料的是,财政一动而牵发政府之变,政府之变必牵动利益格局,利益调整必招致改革阻力,改革阻力定将权衡思想解放之功效。改革之方,非求速成。但深水区的改革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甚至是退无可退。解放思想就是要承担类似的使命,勉力而为,聚拢广泛的民意,斩绝利益集团的羁绊,循序渐进,杜绝盘桓太久及搁浅等后果。在此语境下,一部改革史自有惊心动魄之处。所谓“祖宗不足法”,这意味着某些力量绝非一一尽善,乃至于失其职守,而改革未竟全功直指思想被禁锢的现实。一如总理所言,现实当变,也能够变。
新一届中央政府任重道远,所重者何事?重在承接改革的流向,重在疏导似有阻塞的改革空间,重在铺呈思想解放的广阔视野。改革涉入深水区,犹如人入暗室,“久而乃明,明则治”。深思熟虑之下,若求大治,必定要拓展新途径,不为祖宗之法所束缚,借助思想解放寻得刚柔相济之道,既克服懦弱的改革心理,也避免暴烈的改革行程。国家政令,是否忤逆改革,必先以思想解放考究之,并预估其最终的得失,决定何者可行或不可行、先行还是后行。因而,总理面对国内外的问询,重议早就在民众中稳固的思想解放,不是模糊改革时间表,而是擦亮改革应赴的前途。
其实,解放思想与政改经改既互为因果,也同属本末。解放思想注定不能凌空虚蹈,否则只剩枯萎一途,它的生命力只有根植于经改政改中才会兴旺。解放思想的生动与脆弱也说明,任何改革抛弃了它,必定不能行于当下、立于将来。30多年来,尽管屡有波动和曲折,可改革授予国家、国民的唯一礼物仍旧是解放思想。这是改革的志向所在和魂魄所依。众声喧哗,非为诡诈,实是齐声高喊着去捡起它,让它放射出大光明。
(责任编辑:陈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