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无水的沉没
很少有人知道，今天陇海线上的潼关县城，几十年前本是一个叫吴村的地方。历史深处金戈铁马的潼关，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浩叹不已的潼关，已然不在。这座古城死得不明不白：按照三门峡水库最初的规划，它应该静静地躺在水库下面。人，搬了；城，拆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门峡蓄水后的水位，从来没有到达和淹没过潼关古城。
这个事实隐藏在中国当代水利史的深处，多年来从未被提及，直到朱幼棣打捞起它。
围绕三门峡的争论很多，这是一个复杂而多解的命题。
在北京三环边一个略显局促的招待所里，朱幼棣倒好一杯开水，讲述古潼关的这段被忽视了多年的旧话。
他如今已是国务院研究室的司级干部，出版过《水坝问题研究报告》、《南水北调东线污染防治进展情况分析和建议》等著作。在用脚丈量中国水利工程的过程中，他一直发问：在三门峡问题上，能不能换一个视角，找一个没有争议的题目？他找到的那个视角，就是古潼关。
据《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记载：“古潼关关城历经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修葺，基本保留完好。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拆掉潼关城楼，现在还留有土垣，关左有新建的黄河铁桥。”
1993年，时任新华社记者的朱幼棣开始关注古潼关。他查阅了历代有关潼关的史籍，历史渐渐鲜活起来：历代潼关的知县总兵，不管文官武将，都懂水文水利，是治水的专家。潼关紧挨黄河，关城与黄河没有多少高差，千百年来城墙竟从未垮塌，潼关从未被淹过。北城墙的基础是用巨大的条石砌成的。雨季，黄河水涨，波涛汹涌，城墙就成了大堤。潼关城的选址，正是基于对自然规律、对黄河水文和河水流量变化的深刻认识。人、古城和大河，在这里奇迹般地保持了协调和动态的平衡。
1954年，中国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这些苏联专家是搞水利工程的，擅长修筑坚固的水坝。他们随手一指，“三门峡是个难得的好坝址”，随行的中国水利专家频频点头认同。规划过程中，其他学科的专家并没有参与，自然也没有人指出三门峡是黄河上最壮观的奇景，沉淀着丰厚的历史文化。
三门峡顺流而下400米，河中有巨石屹立，其中一处名曰砥柱。河水至此，激起巨浪，汉语文中最声名显赫的词之一“中流砥柱”即由此而来。
该年10月，规划报告确定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1956年，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提交设计报告，将水位在350米的基础上提高到360米，库区淹没农田面积由200万亩增加到325万亩，移民由58.4万人增加到87万人。
按照这个水位，附近的陕州古城、潼关古城、蒲州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均要沉没。在水库蓄水前，潼关等几个古城被迫不及待地拆掉了，居民也迁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
1962年，大坝施工完成。当水库水位为332.5米时，黄河流量为2000秒立方。黄河水受到拦截后，在水库底部造成回水顶托，流速减缓，泥沙沉降，在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入黄河的堑口抬高，河底淤积的渭河成了悬河。一场大雨后，渭河淹没农田25万亩。如此，水库水位还未达到340米时，就出了严重的问题，三门峡不得不开闸泄洪，降低水位，同时大坝开始改建，高坝变中坝。1969年，三门峡开始第二次改建工程。当时国务院批准确定的非汛期水位为310米，比原设计低了50米,三门峡电站从计划的高水头改为低水头发电。
正是这几十米决定了潼关等几座古城的存亡。三门峡水电站建成后，水位从未到达过离大坝只有几公里的陕州古城，也从未到达过潼关老城，更未到达上游20公里处的蒲州、朝邑和蒲津渡。然而这些古城都已不复存在。在朱幼棣看来，这完全是一次误判，一个杞人忧天式的大败笔。
他反问：“芸芸专家搞的360米的"虚高水位"，是留在历史和科学发展长河上的虚假的刻度。它造成的水文，可能还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损失和灾难，不应该在今天水落石出吗？”
多少苦涩的移民 朱幼棣在新华社国内部工作多年，是首届“地球奖”（我国环保领域最高奖）的获得者，之后任职于国务院研究室，成为一名高级幕僚。他对中国水库问题的关注从未间断。
据他查证的资料，为三门峡水库、为丹江口水库、为其他许多水库而迁离故土的移民总数是2000万人，从数量上看，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移民。
“因家园完全沦丧而别土离乡的水库移民中，多数是文盲，祖祖辈辈靠土地谋生，从泥土中刨食，而别无他长。他们的泪水，他们的委屈，他们的凄凉，他们的弱小模糊的身影，完全被"伟大的工程"、"辉煌的成就"所遮蔽了。几百万几千万移民的贡献与牺牲，完全遗忘，不值一提。关注坝高，关注"库容"，关注蓄水量，关注发电量与效益，关注工程质量而不关注移民生活质量——一句话，就是不关注人。”朱幼棣承认，把这些写下来，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但他必须义无反顾地说出来，这沉甸甸的分量，已在他心中积压多年。
朱幼棣查阅过很多水电建设的书籍画册，在他的印象中，没有哪本记载过水库移民。这是历史教科书，也是中国当代水利史、经济史、社会史所缺失的。
一天，中国社科院郑易生研究员来到朱幼棣的办公室，送来了他主编的《科学发展与江河开发》一书。他还带来了几张照片，一群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澜沧江漫湾电站库区的老百姓，正弯腰低头在翻捡电站倒出来的生活垃圾。
郑易生告知，现在电站负责人年收入相当高，一般工人也有六七万元，而库区群众却极其贫困。淹没区由过去以出产大米为主，改种玉米等旱地作物，生活也从温饱变成半温饱，有不少成了缺粮户。
看到照片，朱幼棣的心情十分沉重。以往调查水库移民问题时，他不止一次听到当地干部和移民说“要想富，先炸库”。在整理调查笔记时，他想到，其实多数大坝和水库的修建是必要的，但总在一些地方出了偏差，我们对直接受到损害的移民群体，对他们的民生问题关心不够。
当年的三门峡移民中，有的人拿到一点微薄的补偿，有的人什么都没得到。朱幼棣介绍说，2006年7月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政策意见》。两个月后，新修订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正式实施。这两个文件，被称为水库移民权益保障“新的里程碑”。简而言之，不管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只要你还活在世上，都可以得到每年600元的补助扶持，20年共计1．2万元。
关于移民补偿，朱幼棣还有更深的思考。过去水电开发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项目，电站是国有企业，而现在水电资源开发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了，有的水电企业还是上市公司，项目的选择实质上是商业行为。既然如此，补偿就不应只是国家行为，纳税人的钱不该花在应由水电开发商承担的责任上——这种责任包括安置电站库区移民以及后续扶持工作等。
何止一个潼关 “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流程，是科学还是不科学。”朱幼棣这样说。
当年建设三门峡那样的政治热情已然消退，但在西南地区兴建水电工程的热潮一再升温。朱幼棣曾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三门峡的一位设计师，沉重地承认自己当年的失误。“我钦佩他的勇气，并非所有的决策者都能回望和反思。”
“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工程应该终结。”朱幼棣一再强调，“科学发展的前提是科学决策。”
让他痛惜的决策，远不止一个潼关。在文学、思想和军事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玉门关，在1958年全国兴修水利的热潮中，为了在疏勒河中游修一个面积很大的平原双塔水库，永沉水底。
根据朱幼棣的研究，疏勒河沿岸历史上就是屯垦之地，修建双塔水库大坝，不过是把传统水利变成了现代水利，把下游灌区的农田，移并到了上游。即使水库非修不可，在选坝址时也应该做些调整，把古玉门关保留下来。“试问，乱山石中的大坝，与一首唐代诗人的佳作相比，谁能流传得更久远一些？”
他继续苦笑着假设：如果三门峡景观与中流砥柱还在，其旅游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而且可以永续利用。即使工程的理由充分，意义重大，决策没有失误，水库非建不可，也不该无视三门峡奇观本身的价值，如果当年能把坝址往上游移几公里——这只会增加有限的造价——就能使很多历史人文景观得以保存。
和潼关古城城墙一样，长江三峡上的奉节古城城墙，也兼有江堤的性质。当长江水涨时，水位升高几十米，长江中的航船就与城墙并肩，甚至在船上就能望到城内。古老的城墙其实深藏了许多科学，朱幼棣曾认真地在采访本上记录下奉节的水位变化。然而这样的记录已失效，因为修建三峡水库，奉节古城沉入江底。
2004年，朱幼棣带着读大学的女儿，再次来到古潼关。他们沿着陡峭的小路下到水关遗址。阳光正好斜射过来，在野草上跳跃，关门在蓝天下勾出美丽的弧线。朱幼棣对女儿说，从这个角度仰望古城水关，完全不同于以往“向前看”的习惯定式，会对我们自身多一分理解和认识。
回程路上，朱幼棣看到一座新修的高速公路蝶形立交桥，穿过潼关古城的西关——10年前他考察时，认定这里是潼关古城墙保留最完整的地方。他的心一凉，“完了，恢复潼关古城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本文图片引自朱幼棣著作《后望书》）
照片：黄河大桥边的孩子。按原规划，这里也是三门峡水库淹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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