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
身为考古学家,夏鼐却对“稀世珍宝”兴趣不大。虽然无数件国宝经他之手,得以呈现于世人面前: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彩绘帛画、万历皇帝的金丝皇冠……
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负责人,夏鼐都是这些重大文物发掘的主持者。但上世纪80年代,有记者到他家中采访,却没有看到一件古物,“连一枚古币、一件古瓷、一只古鼎之类的小摆设也没有。
”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位考古学家笑着解释。
不仅如此,1955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提出发掘明长陵,首先前来劝阻的就是夏鼐。他对这位清华同窗说:“便是挖出东西来,能解决多少历史问题呢?”
考古不是挖宝,这是夏鼐多次强调的职业准则。
考古学的规章制度最早由李济带回中国。李主持安阳殷墟的发掘时,夏鼐是其手下“挖小墓”的大学生。1948年,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迁至台湾。虽然他的一系列观点此后被大陆考古界批判,但有关考古的基本准则却被夏鼐秉承下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认为,夏鼐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自从1952年被分配到考古所,王世民与夏鼐共事达33年之久。在他的记忆里,这位领导讲一口难懂的温州方言,大多数时间都沉默不语,甚至有些不苟言笑。
这与夏鼐的治学风格极为一致。时至今日,王世民还记得夏鼐为自己修改的报告。那是一份有关马王堆纺织品成分的研究文章,文中“碰”字写错了。只见夏鼐用蓝黑钢笔在旁边注明:“请看《新华字典》×页的正确写法。”
“现在谁会有这么严谨啊,还亲自去查字典。”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王世民,声音有些颤抖地说。
同样领教过这种认真的还有吴晗。他在《论海瑞》中引用了一句“学未进于时中”,顺笔翻译成“大概读的书和当时的人不大一样”。不久就收到夏鼐的信函,信中指出这句译文“大成问题”,随后便引经据典加以佐证。
据王世民统计,包括李济、贾兰坡、裴文中在内的诸多业界“大牛”,都曾被夏鼐毫不留情地指出过错误。读书时,他曾协助李济审查论文,竟然提出了近40处修改意见。
这样的严谨,乃至刻板,往往让人误以为这就是他的真实性情。或许,反倒在严肃的考古学论文中,有时能发现这位学者不经意流露出的轻快。1957年,西安唐墓出土了几件唐三彩陶俑。夏鼐以这样的文字描写其中一位女佣陶俑:“身穿窄袖浅黄襦衫;下着带有白色小花的绿裙,长裙下垂至地,绿色鲜艳。”描述完毕,意犹未尽,还不忘加上“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的诗句。
在另一篇《敦煌考古漫记》的序言里,他幽默地形容人们对考古学者的印象:“普通人的观念,虽然绝不会以为植物学家必定是杏眼桃腮,或动物学家是燕颔虎颈,但一提到考古学家,便以为外貌一定带几分古气:戴着玳瑁边眼镜,额上满布着皱纹,嘴上长着灰白胡子,用他们干瘪的手指抚摸绿锈斑斓的商彝周鼎。因之,一提到考古学家便联想到遗老。”
其实这位考古学者本人并不像遗老,他喜欢穿蓝布中山装,走路脚步轻快。非常偶尔地,他还会当着下属的面,把脚跷在床沿上,喝喝茶,聊聊天。
他先后被选为英国、德意志、瑞典、美国等7个国家的院士。有人开玩笑说,七国院士的传奇性,似乎只有春秋时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可比。
只是,这样一位考古学界标志性人物,不仅不被大多数人所知,甚至开始被时光遗忘。当人们津津乐道于“某地惊现千年古墓”这样的考古奇闻,也似乎已经淡忘了“考古不是挖宝”的准则。
中国科学院一位曾混迹考古圈的研究生,乍一听到夏鼐的名字,竟然问道:“这是个人名还是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