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财政政策不能仅考虑稳健与否，还涉及如何合理使用、如何接受人民监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标准的政策工具之外，我们更需要考虑“民主的财政政策。”
3月份，有几个经济数字特别吸引眼球。
一个是2月份CPI达到8.7%（食品价格则同比上涨23.3%）；另一个是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同比增长32.4%，是GDP增速的3倍。
这两个数字意味着：老百姓荷包里的财富在加速缩水，而国库却空前丰盈。
国富当然不错，但民富才能更好。具体地说，就是老百姓已有的财富不仅不缩水，还能够源源不断地挣到新财富。这实际上就是去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两防”的经济目标：防止结构性通胀转化为全面通胀、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变为过热。为了这个又快又好又健康的经济目标，中央开出的药方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实际上，从紧的货币政策在2007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控制信贷等。但到了现在，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已经不同了，货币政策进一步紧缩的空间已受到影响。
美国受次贷危机和衰退的影响，美联储半年来两次降息。如果中国的利率进一步反向提高，将扩大美元和人民币的利率差。在目前的汇率和结汇制度下，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国际热钱蜂拥而来，会制造出更多的流动性，抵消货币政策的初衷。
另一方面，利率提高和控制信贷将直接影响中小企业的运营。过去几年里，中小企业需求在中国各银行的信贷结构里大幅增加，在很多地区甚至超过50%的比例。如果中小企业受到打击，将影响到经济能否持续增长。
更何况中国的银行体制使银行在信贷业务上，存在着天然的扩张性倾向；而南方雪灾造成的强大的信贷需求等因素，都使“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显得非常窘迫。
但货币政策并不是惟一的药方，财政政策也是中央明确提出的调控工具。如果说前者针对普遍性的总量问题，后者则可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调控手段。具体来说，在5.13万亿的财力下，中国可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体系、劳工福利体系，提高环保、教育的水准，从而抬升中国劳工成本，提升中国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扶持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使企业摆脱价格竞争的陷阱。双管齐下，如此既可降低巨额外贸顺差，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能够增强企业竞争力。
然而，据学者吴忠民测算，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以2007年为例，中国用于农村医疗、教育和环境的投入，一共只占3%，相比之下公款吃喝占7.5%，行政成本占37%。另据发改委的数据，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只占销售收入的0.8%（发达国家是3%），而政府科技投入更只有企业的一半。
一国经济管理者可选的货币或财政政策，无外乎“从紧”、“稳健”或“扩张”这类工具。但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尤其当下由于美国等因素使从紧的货币政策陷入窘迫的情况下，财政政策不能仅考虑稳健与否，还涉及如何合理使用、如何接受人民监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标准的政策工具之外，我们更需要考虑“民主的财政政策。” （信力建）
(责任编辑：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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