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图)

常风

　　一

　　1929年，我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名额。等到正式上课前三天，我才接到通知我已被录取了，可以到学校报到。所有系新生的英语课，都编在一个班里上。但我因是备取生（备取生有十名），报到比较晚，班里已无空位子，便被插在别的大一英语班，因而开始时我接触的本系同学不多。但我却幸运地遇到一位很渊博的英语教师，美国的詹孟生（R．D.Jameson）教授，使我受益匪浅。

　　我第一次碰见钱钟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我同宿舍的许振德，来客就是在我笔记本上写笔记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钟书，他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我和钟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钟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我知道钟书很崇拜约翰生。后来几十年我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我们两人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很相近。但他的博学多才与勤奋都是我望尘莫及的。

　　那年入学时，清华大兴土木。除扩建图书馆之外，还建化学馆、生物馆，到处都在盖房子。同时又在新盖一栋学生楼，叫新大楼，寒假快完时，大楼基本竣工了。

　　一年级第二学期春季始业后，我们搬到了新宿舍，新大楼是U字形的，中间有廊子。我第一次住进条件这么好的装有暖气的宿舍，觉得很幸运。我们是两个人一间屋子，屋内除每人各一张床以外，还各有一张桌子，两屉一柜，另外还有一个大衣柜，两扇柜门，一人一个，各人有一把钥匙。我是住在一层朝阳的房间，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的中学同学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即为饭厅。钟书住在二层楼的左翼一侧的宿舍。他的同乡曹觐虞住在我房间对面的宿舍，他常到楼下来到我对面房间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我宿舍，因为我这儿离食堂最近，所以钟书常来和我一块儿去食堂吃饭。

　　我的书桌上老是放着许多书和笔墨。钟书来了以后喜欢乱转乱翻书，看到我这儿有鲁迅著的《小说旧闻钞》，他就提笔在封面上用篆字写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写了书名。这时我发现他的书法很有功力。

　　他以后就常来我宿舍，经常随便拿起书来就看。吃饭时叫我一块儿去食堂，饭后我们一块儿去校园散步。我的室友老康，每逢礼拜六都进城去会女朋友，钟书就把被子抱过来与我抵足而眠，我俩常常是彻夜长谈。

　　钟书放假回老家探亲返校后，带来了苏州糖果，无锡有名的古老肉（排骨肉），同时还带来他父亲钱老伯赠送我的一本书——《韩愈志》，我也很礼貌地写信感谢钱老伯。此后，钱老伯还陆续给我寄过几本书。

　　钟书这个人性格很是孩子气。常常写个小纸条差工友给我送下来，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我也并不跟他较真儿。

　　后来，我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钟书就搬下来与他的老乡同学同一宿舍住下来。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同学吵嘴，他吵完后又嘻嘻哈哈的，这位同学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

　　二

　　九一八以后，淞沪战争开始，日军侵入上海。苏州东吴大学等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京各大学继续上学。如费孝通就到了清华研究院。杨季康先到燕京大学，后来也到清华大学，旁听我们班的课。

　　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名叫蒋恩钿，是苏州人。她比较活泼，见了大家总是笑嘻嘻的。一般女同学很少跟男同学说话，她是见谁都说话。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钟书告诉我那个女同学是从东吴大学来的，她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她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这位女同学后来跟我们一个班上课，她就是杨季康。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钟书给这位杨季康补课，他俩就有了交往。

　　钟书用英文写了一篇《论实验主义》的论文。我当时正在练习打字，他就要我替他把文章打出来。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钟书参加。每次开会，钟书回来后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他告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只有钟书一人。

　　钟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他当时的看法后来有些由他自己纠正了。前些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他以前对克罗齐的著作有偏见，没有认出人家的正确性。我想，他在晚年想纠正的年轻时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钟书常和我谈到叶公超先生讲课的情形。那年冬天的一天，钟书约我一同去叶先生家拜访。这是我第一次拜见叶公超先生。叶先生是1928年新应聘到清华任教的。他原先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兼外文系主任。叶先生当时还是单身，住在清华园东北角的北院教授住宅区，北院原来是清华学堂初建校的时候，专门给外国教师修建的。叶先生住在北面一排中间的一套房子，他大约住了一年多，移来竹子栽在南窗前面。后来他给他的客厅兼书房和餐厅的那间大屋子起了一个雅名“竹影婆娑室”，还请老诗人、汉魏诗歌专家黄晦闻先生写成横披，悬挂在室内南窗上方的白粉墙上。坐在他的客厅里，确实看得见竹影摇曳。叶先生原来是一位很爱风雅的人。我们在清华四年中常在叶先生的这间屋子里向他请教。多少年来我们以为叶先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头两年我看到台湾出版的《叶公超散文集》才知道他在美国爱默恩大学毕业后就到英国剑桥大学的玛地兰学院（MagdaleneCollege）念文艺心理。回国后到北大任教，教的也是文学。

　　在大学第二年的第二学期，我们的西洋哲学史教师改为张申府先生，所以以后钱钟书和我常去拜访的教师就是叶先生和张先生。

　　四年级的时候，钟书和我都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我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钟书：“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钟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季康也选了这门课。新来的研究生赵萝蕤也和我们一样上这门课。不过当时大家看见也只是点点头（不认识），从来没有交谈过。

　　张申府先生经常买来新的西文书，他看了之后要写篇文章介绍。这些文章写好后总是请钟书代他送给《清华周刊》。当时在清华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钱钟书的人除了本系的两三位先生以外就是张先生。大约在1934年，张先生编《大公报》之副刊“世界思潮”，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当年，张申府先生的这句话，并非夸饰之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张先生预言之准确。

　　我们四年级时曾一度传说钱钟书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聘教中文。钟书曾经把他们无锡县里的一张登载他消息的小报给我看，他没说什么，我也没问。因为我不相信这种传说。钟书已经在英文杂志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他给Clark翻译的苏东坡诗写过一篇导言，已经出版。我想以这样优秀的成绩去英国教中文，钟书是不会干的。他报考英国庚款留学不会有什么问题，头两届报考庚款的那些人的成绩都并不怎么样，也不曾有什么英文作品发表过。

　　三

　　1932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来给我们三个人在我的宿舍（133号）窗户外照了一张相，这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张合影。

　　钟书和我除了在学校散步外，不曾到校外游玩过。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来找我们一块儿去逛颐和园。我们步行到了颐和园，看见有几头毛驴。许振德说：“咱们骑毛驴去碧云寺逛逛吧。”钟书和我都没骑过毛驴，我俩战战兢兢地骑了上去，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在庙里转了一小圈，老许提出去香山，于是我们就顺便游逛了香山，还想到八大处，可是到了卧佛寺，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又返回香山。在香山到处乱转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饭店，老许说：“咱们今天浪漫一下吧！”就去香山饭店住了一夜。那时候好像香山饭店住一个大房间只两块钱。但是要吃饭，三个人带的钱就都不够了，只好每人两毛钱吃了一碗面条。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在北京的旅游。老许说：“咱们够浪漫了。”又戏称我们是“三剑客”。大概是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因此想起了这个绰号。以后老许就经常提起“三剑客”，常提起香山那个浪漫之夜。这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在一块儿旅游。回首往事已近70年了，老许也已经去世十来年了，1982年他从美国回国约我到北京聚会，我因为得请一个礼拜假，而老许在北京的朋友很多，他只能在北京呆几天，因此我没有去成。老许到北京本来想圆香山浪漫之游的梦，也落空了。钟书请他在“来今雨轩”（中山公园）吃了一顿饭。他还有许多应酬，也没再见面就走了。

　　1932年5月初，学校里忽然召集紧急大会，说“梅校长有重要报告”。届时开会了，梅校长说：“接到北平行营的紧急通知，昨日我国和日本的谈判已经破裂，决定打仗，跟日本人在北平打仗，我们要坚守北平，所以学校要停课疏散学生。”于是，散会之后，在新大楼宿舍外突然之间来了许多小汽车和三轮车之类，大家就纷纷地离校，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骗局，害怕大学生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闹学潮。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动乱中马马虎虎结束了。我们的毕业很凄凉，连毕业典礼都没举行，大家就作鸟兽散了，我与钱钟书朝夕相处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我和叶师、钱钟书师生三人当年亲密无间同声相应的日子也至此告终。

　　（摘自《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陕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