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法官入主WTO前后
□特约撰稿 长 城
成为WTO成立12年来的第一位中国大法官,而且是女性,这对64岁的张月姣来说,只是翻开了职业生涯的新一页。她在WTO上诉机构的4年任期将于2008年6月1日开始。
从当被告到成功推荐法官、从规则的被动适应者到解释和制定者,中国在整个世贸体系中的角色正发生质变。对于此次张月姣当选,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中国在世贸组织中获得了一个高层职位,而在于中国从此获得了规则的解释权和制定权。这种权利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谋求私利,而是意味着中国具备了参与博弈规则的能力。
比提问者了解得还多
2006年,WTO在全球寻找这一职位的合适人选时,中国政府推荐了两个候选人,其中之一就是张月姣。当年4月,张月姣参加了WTO上诉机构甄选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考试。面对考官的提问,张月姣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在场的考官都对她的表现十分满意,有一位考官甚至开玩笑地问她:还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呢?然而,那一次当选的并非张月姣,而是南非的大卫•乌特霍特,张月姣与WTO擦肩而过。
张月姣是个执著的人,对于自信能做好的事,她不会轻易放弃。她细看在任上诉机构成员的简历后发现,2007年年底将有人卸任,于是再次申请。
回忆起准备应试WTO上诉机构的那段时光,张月姣说:“每天早晨5点起床,把与WTO有关的所有报告、专著、案件都研读一遍,然后上网跟踪上诉机构正在处理的案件,比当年准备博士论文还艰难。”张月姣坦言,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19个月,她的办公桌上永远堆满了文件和书籍。
“去年夏天,北京特别热,开空调肩膀痛,不开空调又太热,看着汗珠子掉到从国外带回来的珍贵书本上,我特别心疼。但没办法,我就躺在沙发上,阅读一本又一本的资料。”
按照WTO的相关要求,上诉机构成员必须是公认的法律、国际贸易以及WTO协议方面的权威专家。候选人由世贸组织成员提名,须经过由世贸组织的高官组成的选拔委员会的面试和推荐,并由争端解决机构在全体成员会议上任命之后才能任职。
正如张月姣所说的“你流了汗,就会有收获”,当2007年9月WTO总干事拉米以及总理事会主席、争端解决机构主席等WTO高官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面试张月姣时,她不仅能非常准确地回答问题,关于一些案件情况的了解比提问者还要多。
“WTO大法官”,这是全世界每一个国际贸易法领域的专业人士都钦佩的一个职位,受到世界法学界、贸易界的尊重。张月姣说:“中国如果不加入WTO,我根本不可能到这个机构工作,因为它只招收成员国政府的专家。能够得到这个殊荣,归功于我们国家,归功于人民。”
“Madam张很厉害,但也很公平”
上世纪90年代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曾是中国入世谈判中最引人关注的没有硝烟之战。在这个长达10年的谈判中,张月姣作为谈判代表,一直是鏖战沙场的主将,尤其是第三轮谈判。这是一轮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四个女人”的谈判,“四个女人”指的就是中方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与张月姣,以及时任美方贸易谈判代表的巴尔舍夫斯基和莱尔。
从势力对比上看,吴仪无论气质、经验还是资历都远胜巴尔舍夫斯基,而张月姣心里也底气十足。在谈判桌上,她与美国人据理力争,从不示弱。
在谈判过程中,她表现得不卑不亢。“只要你有扎实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讲话有根有据,你就有力量。”更令张月姣自信的是,她熟稔英语和法语,法律条文也背得烂熟,而美方代表在这方面就逊色了。后来,美国律师界的一些议员彼此传说:中国有个Madam张很厉害,但也很公平。
除了长达10年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外,张月姣所参加的重大谈判还有: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国与外国的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中美和中欧双边经贸关系的磋商以及乌拉圭回合关于与经贸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谈判等。她参加起草了中国涉外经贸的10余部法律,还兼任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委员和仲裁员、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罗马国际统一司法协会理事以及国际发展法学院理事等。她的脑子里装满了法律条文,在谈判桌上纵横捭阖。
多年来,勤奋与刻苦让张月姣逐步磨砺成“一名难得的学者型司级领导者”。繁忙的工作中,她仍忙里偷闲撰写出版了《国际贸易法律评析与运用》等著作和数十篇学术论文,同时还担任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几所院校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指导委员。
张月姣说:“我一直有个宗旨就是学习,用全部知识武装自己。为了充实自己,时间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坐在飞机上我也要学习,浪费一点时间我都会觉得很可惜。在和美国人谈判的过程中,我写了100多万字的东西,对方都感到吃惊,说我精力太充沛了。”
她曾去考TOEFL,成绩比学英语专业的人还好。学开车也是如此,使馆不让女同志学车,但工作需要,她不愿请人专门为她开车。结果,人家开车的时候她就仔细看,没花费用,考试前把交通规则背了一晚上,通过了,又去考驾驶,也考上了。
1996年9月她在洛杉矶讲中国的经贸法律引起轰动,她直接用英语讲,而且不要稿子,美国律师们都对她表示佩服,“我想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聪明富有智慧,而且坚韧不拔。”
周小川行长的“西非特使”
偌大的会议室里,只有张月姣一个人是黄皮肤。
这一次,需要西非开发银行24人董事会审议的,是马里的一个供水项目。有的董事提出,这个项目效益太差,贷款回收会有困难。
“水在非洲甚至比石油还重要。”张月姣忍不住发言。她说,饮用水涉及到非洲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保证能供应清洁的饮用水,所以需要多打一些水井。并不需要担心效益问题,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比如,可以通过确定与使用量挂钩的水价,来解决水资源的浪费问题。
“Madam张,你刚才说的话就好像已经在非洲住了5年、10年一样,你太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了!”会后,一位当地官员走过来对张月姣说。
他所不知道的是,2004年底中国加入西非开发银行,成为该银行区外最大股东后,作为首任中国董事,张月姣每次到非洲开董事会,都会到当地市场去看一看,和当地人交谈。她曾亲眼目睹买不起纯净水的穷人们,如何大口喝下那些污秽的自来水。
张月姣只是希望,她现在的工作,可以或多或少地让这片大陆上人们的生活发生一些变化。当然,她还有更多的工作。在这片大陆上,她是中国的超级大使,众多中国企业的义务推销员。
2005年2月,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张月姣接到了一个电话:“中国已经加入了西非开发银行,你能不能代表中国去做西非开发银行的首任董事?”
打电话的是张月姣的老朋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他说,在经过多方权衡,并和时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商量后,他认为张月娇是这一职位最合适的人选。
在接到周小川电话的一周前,61岁的张月姣刚从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局局长任上卸任。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上,她身边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欧洲开发银行行长和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张月姣举着红酒,满脸笑意。
听到“西非”两个字,那个冬日的张月姣无法想象她的此生会与非洲结缘,但最后她还是接受了这个薪水不高的职位。和大部分她的同辈一样,她总是被一种使命感所驱使。
1964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张月姣那一批留学生,谈话中说过这样一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让年轻的张月姣心潮澎湃。
中国在2004年底加入西非开发银行。张月姣需要每年4次飞赴非洲,参加董事会。其实,在总资产13亿美金的西非银行中,张月姣的话语权并不完全来自中国400万美金入股所占的股权,她对区域合作、法律事务的熟悉程度,受到其他董事的敬佩。
她总是愿意介绍一些中国发展和亚洲开发的经验给非洲的董事们。后来,西非开发银行行长博尼•亚伊再次见到周小川时,对她大加赞赏:“Madam张是来给我们上课的。”
53岁出国
读MBA和博士
53岁出国攻读MBA和博士学业,听起来,这像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因为,即使是二三十岁、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要同时完成MBA和博士学业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这又真实地发生在时年53岁的张月姣身上。
那是1997年,已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的张月姣,选择了重新踏上赴美求学路,去国际发展经济学院的国民经济管理班和哥伦比亚大学完成MBA高级研修班课程(Advanced MBA)和法学博士(JSD)学业。这一年她53岁,而这,已经是她人生中第三次出国学习。
53岁年纪离职求学,对于熟悉张月姣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张月姣先前有过类似的举动。
张月姣的勤学是有理由的。1964年,年轻的张月姣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被国家选派到刚建交不久的法国留学,这是她第一次出国学习。
在法国汉纳大学,年仅20岁的张月姣以其与年龄不一致的成熟认真地算了一笔账:国家为她负担的一年学费和生活费,相当于当时国内30个农民一年的产值。
这个对比,让张月姣备感压力。唯有勤学,才能回报国家。勤学,从那时起,成为张月姣一生不变的主题。
第一次到法国,从未学过法语的张月姣,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为学好法语,她找来法语字典,一页一页地死记硬背,并从此养成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学习的习惯——这些吃力的方法,让回国时的张月姣已经能够熟练掌握法语。
与第一次出国学习相比,第二次出国学习的张月姣,压力要大得多。而正是在第二次出国学习的过程中,因为她的勤奋和刻苦,张月姣获得了此后广为媒体宣传的一个称号——铁女人。
1978年,张月姣被安排到刚成立不久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在法国留学时学的知识已不够用。
这一次,张月姣选择了去美国的乔治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硕士。
在美国学习的同时,张月姣还在世界银行法律部担任了法律顾问。两个身份,意味着她必将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那段日子里,白天她与世界银行的同事们工作,晚上就去学校读书。其他研究生一次只修4门课,她却一口气拿下了11门。一位同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美国教授得知后惊讶地称赞张月姣是“铁女人”。
在美国读研究生还要考TOEFL,连别人都替张月姣为难。为考好TOEFL,张月姣每天睡觉不到两小时。此后她去考TOEFL,成绩比学英语专业的人还好。
另据张月姣介绍,世界贸易组织争议解决上诉机构成员无须常驻日内瓦,当大法官只占用她“一小半的时间”,而且这个工作与她目前在汕头大学教授“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与实践”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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