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女士《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为标志，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拯救股市的争论急剧升温！救市派言，多数人蒙受损失时，政府必须救市；中立派说，不是“救市”而是要“纠偏”；反对派称，当心救市成机构掩盖套利的烟幕弹——
-救市派 大跌深层次原因是股改制度缺陷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证券与金融研究所所长
不得不承认，当前证券市场确实已经出现了严峻的挑战。
当前股市的大幅波动，特别是以下跌为主要特征的波动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不正常波动归结为外部因素，比如说将之归因于美国次贷危机，这是推卸责任的说法，完全不了解资本市场的现状。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者简单地说是因为去年上涨过快，这都是不对的。当前市场的巨幅震荡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缘于我们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与2005年、2006年的股权分置有关系。而如果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
现在所说的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指的只是在制度层面上和法律层面上的完成。而从市场层面上来说并没有完成，而且目前这种市场层面上能否完成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制度性变革，如果说走一百步才能胜利到达彼岸，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只是走了九十步，而最后的十步才是最关键，也是最艰难的。
股权分置改革只是使所有的股份获得流通，但如何使这部分新获得流通权的存量股票合理地进入市场却没有考虑清楚。如没有出台相关的匹配制度以及协调机制，比如大宗股票交易制度，市场必然出现大幅震荡，股权分置改革的效果肯定要打一个折扣。
现在股改正面临着最艰难的十步，艰难的十步需要政策的配套。就目前稳定市场来说，虽然证监会对大小非解禁没有权力制止，但可以通过放慢再融资节奏、放慢IPO节奏等方式来稳定市场。当然，稳定当前的市场，不能仅靠证监会，要有更全面的政策配合。
中国股市就是“政策市”
华生 燕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
原则上说，政府对市场是不应该干预的，应该让市场本身发生作用。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在经济本身发生特别大的波动的时候，政府额外干预的情况也是有的，这个我们在西方也看到了。
市场为什么在去年过热？是因为政府对供给的管制，使得供求失衡。因为融资和再融资政府管住了，大小非解禁还没到时间，它减持不了，市场好的时候到期的人也不愿意减，这些因素叠加导致市场的供给不足，但需求过旺。当时应该说我们政府总的态度是对的，就是劝告投资者有投资风险，政府没有火上添油，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的政策当时没有考虑增加供给，这使得股市大起了，过热了。在这方面我觉得实际上政府有责任，投资者也有责任。
如果当时的措施更主动一些，将股指保持在4000点左右，当时的供不应求和现在供过于求，都能让它更平衡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为什么政府现在应该有责任要干预这个市场？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摆脱政策市，因为我们的融资和再融资远远没有市场化。因为我们在股市大起的时候相应的政策没有到位，现在大跌的时候，在恐慌情绪加剧的大跌的时候，我认为政府政策的必要调整，对稳定市场信心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调整印花税。印花税影响的是交易成本，不影响市场的中长期走势，眼下调整印花税实际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的长期走势。但是如果释放出调整印花税这样一个政策信号，却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
多数人蒙受损失时，政府必须救市
金岩石 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把救市理解成政府拿着真金白银出来给市场补充现金，那永远都不可能发生，那是慈善不是救市。“救市”是一个容易混淆的说法，救市不是不让投资者赔钱，而是防止市场风险最大化。当市场上大多数人蒙受损失时，政府就必须出来救市。
中国股市的跌幅远远大于美国，胡舒立的“三不”说法说明她不懂经济。鲍尔森最近对国会的讲话，我总结下来有两点，短期政府要救市，长期来看要进行金融改革。在格林斯潘当政时，在股市疯涨时期，他曾把美国股市称为“非理性繁荣”，政府对市场进行零干预。而在市场泡沫即将发生破裂时，他却义无反顾对市场进行干预，致力于将风险降到最低。无论从保尔森对国会讲话的解释，还是回顾格林斯潘当政时期的一些做法，政府都必须出来救市。尤其当大跌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时候，救市就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今天还要从理性的角度进行反思，为什么市场期盼的政策信号迟迟发不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用错了救市这个词，而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陷在“救市还是不救市”的错误命题之中。
如果现在的股市发生了危机这一观点已获得共识，那我们的决策部门无疑也将会像美国那样出手，但如果现在的波动是抑制了投机，是好事，保证了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保证了今年8月奥运会的顺利召开，那为什么要救市呢？救市只满足了那些赚钱不说话，赔钱就让政府救市的投资小人，更何况这样救来救去，政策市何时是了呢。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中国股市的这次暴跌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我们认为这种暴跌是不正常的，必须尽快扭转，而扭转的办法并不需要像美国政府那样去救市，只要把去年“5·30”打压股市过快增长形成的两个政策即调整印花税的行政手段和加速扩容的市场手段重新调整一下即可，因为现在恐惧股市变为疯牛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这些行政和非行政的政策手段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大家提出要控制今年的融资规模和节奏，也是因为去年股市涨得过高过快，监管部门不得不采用了加大IPO融资、上市公司再融资、红筹股回归等一系列让股市从快牛变慢牛的政策。我们让平安保险这样过大过快的融资节奏慢下来，这叫救市吗？这充其量只能叫不再用政策控制的经济手段压制股市了。
显然，无论从调回印花税到去年“5·30”的水平，还是把去年以来制定的通过加速扩容、抑制过快上涨的政策调整为放慢扩容的规模和速度，以让暴跌的股市休养生息，这要么叫审时度势，要么叫纠偏，绝谈不上救市。正因如此，我的一系列文章从未用过救市这个词，我也不止一次地在研讨会中纠正这个词的用法。但我还是被划到了“救市派”的一边。
救市需要真金白银
贺宛男 资深财经记者
4月2日，各大证券媒体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明确提到，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是“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兴许是受此消息刺激，当日股指一度涨了130多点，但最后还是哪里来哪里去，上千只股票一如既往地熊气弥漫惨跌不止。
在中国政府网上全文发布的工作要点其最大特点是，五十七条要点每一条均有明确的职能部门。其中第二十四条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职能部门是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等，要点内容包括“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等内容。“促进股市稳定健康”，“维护金融稳定安全”，绝不是通知上写写，嘴巴上说说的。
中国股市之严重不稳定、不健康、不安全已有目共睹。3月份以来如此惨跌不止，早已超过了上亿投资人的承受能力，也背离了上市公司业绩总体上是增长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务之急是，要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尽快把投资人的恐慌心理和市场预期稳定下来，没有稳定，又遑论健康和发展？
一个可以采取的措施是：政府速拿资金救市！近如次贷危机美国和多个欧洲国家向市场注资数千亿美元，远如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政府拿出资金救市都是先例。至于香港特区政府动用外汇基金救市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救市资金，多征收的2000多亿印花税就是最好的来源。其实真要救市，动用资金并不要很多，救市只是表明一种决心，一种姿态，连政府都认为这个点位可以买了，谁还会再做空？信心一恢复，股市还是很有希望的。
- 中立派 降印花税不如降消费税
哈继铭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我认为政府没有必要介入股市，目前的股市是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的。股市的调整与国内经济出口的下滑、企业盈利的下降比较一致。在下调印花税能起到多少效果尚未可知的情况下，政府与其介入股市，不如治理通胀，防止经济下滑。归根到底，股市是随经济基本面变化而变化的。
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的衰退，包括中国等国家的经济都面临衰退的风险。中国经济走势正处在十字路口，如果调控不当，经济今年胀，明年滞，但如果政府有正确的政策反应，中国经济有望在美国衰退中实现软着陆，2008年增长10%，通胀依然6.5%-7%，而2009年经济增长9.5%，通胀4%。
目前，中国的主要责任是熨平内部、外界环境面临的波动，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应对经济衰退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中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也为政府提供了物质保证。中国的财政收入去年上涨32%，今年1月份上涨40%。政府钱是有的，关键是怎么花。
很多人因此提出降低印花税，我认为与其降低印花税不如降低消费税。降低消费税后能够刺激内需，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另外，印花税上涨之初就是为了防止股票非理性上涨，结果也没有起到作用，谁能保证印花税下调之后，股市就能挽救呢？
不是“救市”而是要“纠偏”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救市”的说法比较敏感，有“反市场”之嫌。如果股市下跌是因为自身因素引起的，政府的职责只是提供公平公正的平台，不该任意干预股市。但是考虑股市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政府做一些“纠正”，还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目前的“印花税”是针对去年股市疯涨的行情出台的，它的立足点是打压市场。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值得讨论。
另外，“大小非”尤其是小非的集中解禁使得市场的股票供应量大大超过了市场的预期。这种压力不属于市场自身的调整过程，而是与制度有关。政府出台一定的措施，缓解市场对于大小非解禁的压力以及预期，使得股票的供应量变得平稳，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什么办法可以既能做到稳定股市，使股票供应变得平稳，又使改革进行下去，还很值得讨论。我认为短期内，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
宏观经济的调控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股市资金链的紧张，两者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宏观调控还是应该着眼于更大的经济面，而不应该以调节股市作为目标。
- 反对救市派 何必讳言“不救市”？
胡舒立 《财经》杂志主编
3月27日，上证综指跌破3500点，距去年10月逾6100点的高位跌幅近半。于是，我们频繁地听到要求政府救市的热切呼吁。其实，以监管者的严肃身份，何必讳言“政府不救市”至此？
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如果说，在中国年轻的资本市场，市场基本制度建设重任在肩，管理层选择市场低迷时期推出一些改革政策可以理解；但据此而在主观上竟存以政策救市之想，则错谬之至。至于为了救市而搞短期行为，伤害制度之本，公然给市场以“政府救市”提示，更是断不可为。
监管者的责任在于信守“三公”原则，维护市场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保证投资者只赚不赔。这已经成为当今理性市场参与者的共识。当前，股指下滑，救市之声再起，倘监管层在非理性诉求面前躲躲闪闪，讳言“不救市”，只能给不明就里的众多新入市公众投资者徒留侥幸心理和幻想空间，给最高决策者造成无端压力，是一种不负责任之举。
今天“慢牛不成反变熊”，凸显“政策市”的尴尬结果。然而，以新的错误去补救旧的错误，只能离真理更远。经验表明，百般呵护非但不能令市场中的上下其手者满足，反而会成为监管者终将无力背负的“十字架”。
当前，“救市说”肆无忌惮，传言四起，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对于所谓救市的后果心知肚明。其之所以用“亿万股民利益”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要挟救市，热衷传言，无非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利。(摘自《财经》杂志，有删节)
当心救市成机构掩盖套利的烟幕弹
左安龙 资深财经节目主持人
很短时间里跌幅超过40%，中小散户纷纷被套，救市的呼声日益高涨。反观国际，一般在突发性事件例如“9·11”，1998年的金融风暴，股市面临巨大系统性风险，使得大机构无法承担，国家启动平准基金做市场制度稳定市场平衡。我国股市目前具备这种条件吗？之所以会有这种呼声，是股市长期被管理层呵护，习惯了政府保护的结果。
在中国股市的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呼唤管理层救市的历史时刻。1994年，股市从上年的1500多点狂泻至333点。为什么那次下跌呢？当时正值浦东开发，国务院给上海特殊政策，上海市政府可自行发股票。中国股市“老八股”的试验期结束，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次扩容。当时很多人大量抛售老股票，购买新股票。股市出现持续性大幅下跌。在很多人要求救市的呼声中，当时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提出四点救市方针，结果加大了股市的投机性。人们利用四项政策，在底部建仓，拉高出货，股市出现剧烈波动。
回过头来看，股改是好事，但是股改之初却也引发了多次大跌。当时提一次股改，股市就跌一次，“国九条”出台股市从1500点跌到1300点，股改正式宣布启动，股价从1300点跌至998点。股改正式启动前期，中小散户纷纷抛售手中股票，享受到优惠政策的都是等待底部加仓的大机构，他们拉高后再出货，使得股市在1000-1300点反复震荡，中小散户并未获利。
我想提醒人们的是，现在大量救市政策口号中，不排除有些利益集团故伎重演，利用目前的恐慌心理，挟持散户要挟管理层出优惠政策以等待底部加仓套利的机会。
中国股市也远没有崩盘。绝大部分企业仍在赢利，大投资机构处在获利状态，国家也处在经济良好的状态，目前尚不存在崩盘的元素。那些喊着让政府救市的呼声中，背后很可能存在某些大机构的阴谋。
中国股市已经“熊”了
谢国忠 摩根士丹利前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
现在A股已经进入“熊市”了，中国政府没必要救市。随着生产成本提高，今年上市公司的盈利会比去年有所下降，另外，高通胀、货币政策收紧、大小非解禁，以及巨额IPO，都对市场构成了影响。
很多人要求下调印花税，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在全世界的税收水平偏高，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但是中国市场要走上真正的资本市场还有很多改革，降低印花税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比如资本市场进出不自由，配股要审批等等，都需要改革。而中国特色的散户大军炒股的现象也需要改变。现在市场发现大小非集中解禁造成股票供应过量了，当时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去想？举个例子，就像很多人的心里明明知道早上起不来，晚上还要参加派对，结果早上睁不开眼，起不来床，还要埋怨别人。
降低印花税只能让大家心存侥幸，认为股市还能涨，但是如果目前股市存在泡沫，这样的短期利好又能维持多久呢？目前中国的流通股是美国的几倍，这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也是不可能维持的。当时上调印花税就是为了压制市场“非理性”上涨，结果也没有挡住市场上涨。现在之所以很多人提，是因为没有什么好提的了。 (来源：新华网-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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