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30年看大寨转身 摆脱“老农形象”搏击商海

大寨村寨门

宋立英签名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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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4年走上“神坛”，到1980年被否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曾是国内媒体关注最多的村庄。曾有960万国人到此“朝圣”－－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有一人。所以有人说，“大寨”二字的无形资产价值实难估量。

　　改革开放后，作为被批判的“极左”典型，大寨沉默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大寨”为商标的各种商品突然面世，羊毛衫、核桃露……市场化的大寨一举摆脱“老农形象”，以崭新风貌面对世人。

　　和大寨一起复出的，是搏击商海并再次活跃于政坛的“铁姑娘”郭凤莲。

　　最新资料显示：2007年，大寨经济总收入1.27亿元，人均收入7000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600倍，人均收入增长38倍；520人的小村庄，人均年纳税近2万元，连续多年蝉联昔阳“纳税冠军”……

　　开放30年 看大寨转身

　　山西晚报记者 李廷祯

　　3月7日上午，阳光很好，照得“七沟八梁一面坡”到处亮堂堂，昔日战天斗地垒起的大片 “海绵田”里，少见庄稼，却多了郁郁葱葱的松柏。村庄背后的山顶上，植被保护得很好，一些亭台楼阁掩映其间－－这是大寨人极力打造的“虎头山森林公园”，现已成为国内有名的“红色旅游”胜地。村庄内部，密布着“窑洞饭店”和土特产、纪念品商店，到处播放着红色歌曲，到处是招揽游客的热情叫卖声。已在田间地头消失的大寨人物，走进了售货员手中的书籍、光盘里。

　　大寨村，到处洋溢着市场经济的气息。

　　最后的堡垒

　　这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1963年，遭遇百年不遇洪灾后，大寨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大寨村委会广场西侧，是一排排整齐的石窑，正是1963年洪灾后的产物。

　　79岁高龄、被誉为大寨“活化石”的宋立英老人精神矍铄、头脑清晰。

　　说起当时席卷全国的包产到户，宋立英说“当时大寨人都不理解”，“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变革前夜的1977年，大寨村的成绩神州大地鲜有乡村可以匹敌：粮食总产量98.4万斤，亩产1312斤，每人的口粮在500到600斤之间；拥有拖拉机等农用机械数十台，农业实现了机械和半机械化作业；集体资产总值71万元，人均住房两间，吃水烧煤、看病上学全部集体包揽……

　　但是，大寨全体农民也被紧紧束缚在800亩土地上，从早到晚统一下地干活，挣“大概工”；队员鲜有其他自由，连戴手表、下馆子也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要“斗私批修”，苛刻得近乎自虐。

　　1979年开始，“肯定凤阳（小岗村）、否定昔阳（大寨）”的势头一浪接一浪。当年，来大寨参观的国内宾客仅4205人，不及1978年的3%。

　　那时，大寨人在外人面前经常抬不起头来。宋立英一次出门坐火车，被别人认出后，竟不敢承认是大寨人，“是白村的”。

　　1979年年底，一贯惟大寨是从的昔阳县委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昔阳县学大寨运动中极左流毒和影响》的文件，关闭已久的集贸市场出现，大部分地方给“社员”分了自留地，昔阳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典型－－“北亩村”。

　　1980年9月，陈永贵被解除副总理职务，支书郭凤莲被调离大寨。

　　1982年，大寨粮食总产量从1981的80.4万斤骤跌到65万斤。

　　1982年年底，昔阳县委书记挂帅的工作组进驻大寨。随即，大寨很快出台了“包田到劳”方案：留足每人半亩口粮田和二分半自留地后，其余土地按劳力承包，“每个男全劳力5.5亩，男半劳力1亩；女全劳力1.8亩，女半劳力1亩”，“每亩上交集体500斤粮食”，“分地的好赖抓阄决定”。

　　签承包合同那天，恰好《羊城晚报》记者来访；第二天，大寨土地大包干的消息轰动全国。

　　也怪，1983年风调雨顺，“晚上下雨白天晴”，那年总产上了百万斤，宋立英说“这个（包田到劳）老天都同意”。

　　大寨人在增产增收中接受了新制度。198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大寨人彻底实行了包产到户，按人均1.4亩的标准彻底分给村民－－这比很多地方晚了整整5年。

　　“铁姑娘”复出

　　位于大山深处的大寨在80年代几乎无人问津。缺乏长远规划，大寨的个体民营经济各自为政，规模小，没特色，抗风险能力差。90年代初，大寨个体经济出现“破产潮”。除了吃资源的煤矿，其余产业一片萧条。

　　于是， 让郭凤莲重回虎头山的民间呼声越来越高。

　　“挺不好受的”。3月11日晚，正在首都参加全国“两会”的郭凤莲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回忆离开时的种种细节，郭嘘唏不已。

　　“说心里话，当时不大愿意回来”。 90年代初，组织安排郭凤莲到大寨重新掌舵，郭“担心搞不好”，“但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

　　1991年11月，刚过完45岁生日的郭凤莲复出，大寨现在的村委主任贾春生，原在乡水保站当副站长，“不大愿意回来”，被郭凤莲强行拉进新班子。郭凤莲说，“当时大寨村的确没有人才，这孩子（贾春生）我从小看着他长大，挺老实的……”

　　“刚回来的时候，村里的街上坐着满满的人，都是闲坐、闲说，更是没钱花”。

　　让会计一划拉，郭凤莲才发现，大寨已成“空壳”，每年全靠煤矿的一点上交款勉强过日子。

　　“必须走出去”。1992年2月，两辆满载140名大寨村民的大巴车从大寨出发，直奔娘子关外的华北平原，开始了大寨人的“洗脑”征程。

　　“当年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学全国”。

　　他们参观了年产值已经上亿的河北获鹿高迁村。“到处都是小洋楼和现代化厂房”；而这个村庄，历史上曾经是学大寨的典范，支部书记张银周原籍昔阳，对家乡人非常热情。

　　这场震撼人心的参观，彻底让大寨人看清了自己“井底蛙”的落伍状态。“大寨怎么办”的讨论会在大寨村几乎一天一场。

　　从高迁回来后，宋立英陪着郭凤莲又南下江阴市，“根本看不出人家哪里是城市，哪里是农村”，宋立英感慨。

　　江阴市南闸镇毛纺织印染总厂热情接待了她们。最后，双方达成了在大寨建设羊毛衫厂的合作协议，由对方提供所有机械、技术和人员培训。郭凤莲坚信，大寨人能绣好虎头山，就一定能绣好羊毛衫。

　　随后是华西村、浙江鄞县、大邱庄……郭凤莲“越看越惭愧，越看越着急”。

　　1992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视察山西旱情，走进大寨，为大寨指出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发展道路；两个月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也来到了大寨，他告诫郭凤莲说，“你不要看花了眼，那个地方跟这里条件不同……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实事求是”，“旅游业搞好了，比办几个工厂都赚钱”。

　　最后，大寨新的党支部终于确定了“发展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1992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

　　联合报道：扬子晚报、新安晚报、辽沈晚报、羊城晚报、华西都市报、北京晚报、钱江晚报、新闻晚报、山西晚报、大河报、楚天都市报、今晚报、齐鲁晚报、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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