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吹起“务实风”
一般而言,富国若想在持续的经济周期中避免经济过热,年增长率就不能超过3%。
撰稿·金 姬(记者)
2008年的亚洲政坛出现了几张新面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务实。
2月6日,人民力量党主席沙马出任泰国总理,这位自称“他信代理人”的73岁华裔将继续推行他信政策,让泰国从去年只有4.8%经济增长率中振作起来。
2月25日,67岁的李明博接任韩国总统,这位前现代集团CEO表示将把自己5年任期内的全部总统薪水捐献给社会底层平民,以实用主义治国,并带领韩国走向“全球外交”。
与此同时,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虽然领导层没有大变,但选民的表态已经很明显:他们需要一个对本国经济有所建树的政府。马来西亚目前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14个党派组成,其中巫统最强大自从1957年独立以来,就主掌马来西亚政坛。在今年3月8日的大选中,一向稳获2/3议席的国民阵线只拿到222个议席中的140个,还丢掉5个州的控制权,创下历史最差纪录。而马来西亚三大反对党——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和回教党的获胜原因之一,就是表示要取消有利于马来民族的“扶弱政策”。马来民族是马来西亚的多数民族,“扶弱政策”规定,政府招标倾向于国有企业,且外国投资者必须将企业30%的股权交给当地的马来人合作伙伴。这无疑大大减少了马来西亚对外资的吸引力。
随着全球经济减速和本国经济日趋成熟,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发展已经大不如前,这三国的选民都希望选择务实的领导人,重现当年高速发展、高就业率和社会稳定的好日子。但是他们能做到吗?
CEO新政
韩国民众希望本国经济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达到8%-9%的增长率,使韩国变成现代且高科技的经济体。事实上,除了印度和中国,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10年已经减缓至大约5%,而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率是6.5%。对此,摩根士丹利负责全球市场营销的鲁切尔·沙玛分析说:“低速增长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民担心自己跟不上世界的发展脚步,所以通过选举将原来的执政势力赶下台或发泄不满。”
让亚洲恢复1997年金融危机前的发展速度似乎不太可能。尤其是韩国,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已经很难像发展中国家那样日新月异了。例如,李明博总统承诺要让韩国经济增长率回到7%。但韩国GDP总量已经高达 9500亿美元,每年增加670亿美元谈何容易。而10年前,韩国只需每年增加250亿美元就可达到7%的增长速度。
韩国也渴望恢复逝去的繁荣。上一任总统卢武铉试图根本上抑制国内的巨型联合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是在韩国之前的独裁时期发家致富的。卢武铉在任期间增加税收、倡导财富再分配和摆脱对美国这个传统保护者的依赖。但他的政策多变和管理不善使其名声受损,而真正让他输掉总统大选的是韩国经济:只有5%的年经济增长率,外资不断减少和新就业机会不足。继任者李明博在就职演说中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时代,转到实用主义的时代”,计划“推进投资者和商业人士的士气”,倡导减税,旨在把韩国塑造成亚洲金融中心。
李明博在稳定物价刺激经济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一是成立“经济内阁”。在首届内阁中,不只是经济部门,与经济毫无关联的部门长官也由重视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的经济专家担任;二是抑制公共收费上调。李明博3月23日说,新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将从经济增长转移到保持物价稳定上。
三是开通总统企业热线。李明博3月19日表示,政府将成为企业服务的最好帮手。韩国青瓦台总统府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李明博已将他的手机号码发给韩国部分企业界要人,开通总统与企业间的“热线”。这条24小时热线被看作是总统和企业间的“窗口”,总统可借此聆听“来自企业的鲜活声音”。
四是启动“东山再起”项目。为刺激经济,改善民众生活,青瓦台3月25日公布对社会底层提供“东山再起”机会的《新起点2008项目》。
但李明博提出的“747计划”和大运河事业似乎不符合时代潮流。3月的民调显示,李明博的支持率降到50%以下,和去年当选时的70%支持率不可同日而语。
“747计划”旨在实现年经济增长7%、10年内实现人均收入4万美元、10年内使韩国发展成世界第7大经济强国。李明博现在承认要实现6%的年经济增长率也很困难。他还提议建造一条耗资150亿美元的“韩国大运河”,这条540 公里长的运河将把韩国两条最大的河流连接起来,也意味着从韩国首都首尔出发的船只可以直接抵达韩国最大的港口釜山。今年2月,80名教授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召开论坛,因环境原因而激烈反对“韩国大运河”。由此看来,李明博的“747计划”和大运河事业似乎是20世纪50-90年代亚洲政坛的流行方式,顶多只能创造促进短期增长的效果。
马泰意识
和韩国不同,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制度相对发展不足,但这两国的民众也意识到选举的作用。
在马来西亚,安瓦尔当年是马哈蒂尔最早选定的接班人,不过由于安瓦尔的很多政见与马哈蒂尔不合,尤其是马来西亚经济的开放问题,安瓦尔1998年辞去了副总理一职。他后来成为反对党人民公正党的领袖,在今年3月8日的选举中不但协调反对党联盟赢得议会82个席位,还赢下了5个州的执政权。分析人士指出,安瓦尔已经危及到现任总理巴达维的执政地位。如果他能够巩固反对派联盟,可望在马来西亚创造出两党政治的格局,并有望在10年内成为总理。开放的经济主张一直是安瓦尔的一张王牌。
在邻国泰国,选民们打破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军事统治传统。在过去,军事领导人尽量大权在握,然后再扶植平民盟友。但在前总理他信被驱逐14个月后,泰国在去年12月23日举行大选,亲他信的沙马当选总理。今年2月28 日,他信在居留海外17个月后回到泰国,向最高法院报到并获保释。之后他信获得许可,于3月14日至4月10日期间离开泰国前往海外,处理英国曼城足球俱乐部事务及应邀在国外大学演讲。
他信在泰国的成功,是亚洲经济应对全球化压力的一个成功缩影。在他信执政5年期间,泰国经济繁荣,乡村发展迅速,并成为亚洲唯一一个贫富差异有所缩小的国家。他信之所以受欢迎,在于他在职期间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关注农村的穷人,实行几乎免费的健康医疗,保持泰国向国外投资者敞开大门并加强贸易。但当军人接管泰国后,几个月内就吓走了外商,还因鼓吹“功效经济”、强调稳定胜于发展而疏远了泰国农民。如今,沙马总理批准了6.35亿美元的农村拨款,并减税 13亿美元来刺激不景气的泰国经济。
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政坛的务实风,究竟意味着亚洲在全球化压力下的一种转变还是昙花一现?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能力。当美国经济即将进入严重衰退期时,亚洲一些较富国家就更值得被关注。一般而言,富国若想在持续的经济周期中避免经济过热,年增长率就不能超过3%。
现在人均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韩国,虽然没有赶上日本但也不是穷国,5%的年经济增长率对于目前的韩国而言已经是极限。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人均年收入分别是6150美元和3400美元,这两个国家要实现超过7%的经济年增长率并不困难。
但正如东京天普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者菲尔·丁斯所说的:“在全球市场中崛起的国家,意味着新领导人手上的经济杠杆将更少,他们更难像原来那样管理本国经济,特别是当选民们以过去的经济表现来预测未来结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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