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希：站在时代风口潮头的“洋厂长”(图)

格里希就坐落在这片鲜有游人来往的花草丛中 胡晨摄影

格里希铜像坐落在汉正街都市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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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营企业首位洋厂长武汉挂帅 先知先觉进行系列改革

    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格里希早已长眠在他家乡的小镇。我国国营企业的首位“洋厂长”，用生命中最后的温度捂热了一座冰冷的工厂。

当他在1986年离开武汉回国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20年后这座城市会如此深情地将他缅怀。他曾服务的那家工厂也早已随着时代远去，不复存在。但是，那些关于责任、关于友谊、关于时代的故事千真万确——

　　格里希：站在时代风口潮头的“洋厂长”

　　《楚天都市报》 周明丽 欧亚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利用国外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明确提出把引进国外智力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人才的价值，大胆使用外国人才”，同年8月，中央成立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

　　百业待举的中国用海纳百川的襟怀向世界张开了热情的臂膀。

　　65岁的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来到中国，成为我国国营企业的首位“洋厂长”。

　　首位“洋厂长”武汉挂帅 媒体则选择了沉默

　　1984年8月，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威尔纳•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

　　武汉柴油机厂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但是，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后，这个全国首家拥有上万台生产能力的农机骨干企业，与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纪律涣散、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浪费严重。这种现象令格里希分外忧虑。10份的一天，这位自称为“完美主义者”的老人再也按捺不住，忍不住自言自语：“如果我是厂长，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

　　这一年，武汉刚刚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后的路具体该怎么走，当时并没有参照系，武柴的弊端是当时所有国企的通病，至于如何整顿也是一筹莫展，格里希的话让武汉市政府的领导灵机一动，根据前一年邓小平同志关于“引智”谈话的精神，一个大胆的设想逐渐成形：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原武汉市外事办公室主任丁华见证了这一段人事，他说：“当时市委、市政府的指导思想是，如果失败了，也只是一个武柴；但如果成功了，却可以对全国国企改革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为武柴厂长，任期为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走马上任。

　　出于种种考虑，关于格里希就职的报道，除了广州的《羊城晚报》，中央和武汉当地传媒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沉默。直到十多天以后，国务委员张劲夫来湖北考察获悉此事，肯定“武汉大胆走出了第一步”，接着，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又在新华社一份“内参”上作了批示。此后，闻风而动的中央和地方媒体的记者，争相前往武汉柴油机厂采访，“洋厂长”一事轰动一时。国外评论说，格里希当厂长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

　　系列改革先知先觉，两年艰辛硕果累累

　　虽然1984年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第6个年头，让一个外国人掌握国企帅印，很多人仍然难以接受。消息一走，各种反对意见纷至沓来：外国人当厂长就成了姓“资”的指挥姓“社”的，共产党的领导怎么体现？再说，偌大的中国，人才济济，为什么偏要请洋人当厂长？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在报上刊发表文章力排众议：“我们许多方面还不如人家，落后就要请先生，格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中的一个。”

　　为了协助格里希工作，武汉市党委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市委常委带队的工作组，并将武汉柴油机厂列为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

　　“洋厂长”来之不易，格里希应该预测得到，接下来的两年，会有多少艰难险阻等着他。因为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已经让国有企业结上了厚冰。

　　格里希有句话用来诠释他耋耄之年还来到中国的原因最为贴切，“我不愿把我的知识和技术带到坟墓里去，希望它们能对中国有所贡献，让中国农民花同样多的钱,能买到更好的农业机械。”他自己说的话，朴实得让人落泪。

　　“洋厂长”走马上任后，马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格里希身体力行，每天背上工具包逐个车间巡查，据武柴最后两位厂长谢长钦和柴玉本回忆，他的包里面放三样东西：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游标卡尺用于检测零件的精度，吸铁石用于吸查机器里有没有掉铁渣，白手套用于验证机器是否被脏物污染。

　　为了解决管理上人浮于事的情况，上任不久的格里希免去了严重失职的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将一批能干的技术人员调到质检部门，并给每个质检人员发一套红衣服，这些“红衣主教”在厂里拥有与厂长同等的质量否决权。同时，他还规定从厂长到管理干部都要到车间和现场解决问题，不能坐办公室里指挥。

　　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责任心，格里希在1985年初提出了结构工资制，在此制度下，职工的工资随着工龄的延续、岗位的变迁、工作成果的变化而升降，每两个月浮动一次。

　　胡耀邦同志在《洋厂长的“三斧头”》一文的批示中，这样评价格里希：一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并且说到做到；二是自己懂行，每天以主要时间深入车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是赏罚严明，并且当机立断，毫不含糊。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新做法一直无法获得武柴员工的广泛的理解，格里希在车间巡视时，工人会装模作样，当他一走，工人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有人会在车间门口放哨，一见到格里希来了就喊：“鬼子进村了！”在他的日记里有提到，本应于198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资改革方案，因为员工的抵制，一直到6月还不能落实。1985年6月的一次全厂中层干部、技术人员会议上，格里希甚至恳求：“你们有人可能认为我是发疯了，每天不知道享受，天天到车间去吹零部件，累得满身是汗……我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我拼命干，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老婆孩子！”

　　令人欣慰的是，格里希的改革终于给武柴带来了新气象：职工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产品质量有了显著提高。1986年，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居国内领先水平；废品率由30％至40％降到10％以下；产品的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至8000小时。产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格里希撰写的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重视。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称他为“质量先生”。曾经五次接见格里希的国务院原副总理姚依林如此评价他，“我们不是把你当普通的厂长，而是把你当成西方文明的使者来对待。”

　　1986年5月，格里希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权资格，成为来汉外籍人士中获此荣誉的第一人。1986年11月，格里希离任。1987年5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格里希受聘为武汉大学荣誉教授。1987年7月，联邦德国政府授予他联邦十字勋章。1994年，武汉市政府授予他“黄鹤友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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