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尊敬的茅老，您好。在私营经济入宪20年后的今天，您如何评价这一重大宪法事件的历史意义？
茅于轼：民营经济在全世界都是经济活动的主力军。一个社会没有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会充满贫困和不平等。市场条件下的民营经济或者民营化，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制度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经济活动的不同，由此也决定经济效率的不同。穷国与富国的真正差距，不在于资本与技术，而在于是否存在一套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市场制度，也唯有市场制度，才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它比之一切高新技术所能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高出十倍百倍。
我国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上是制度改变的结果。从这一逻辑上说，1988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将发展私营经济作为一项宪法制度固定下来，其作用和意义是相当深远的。现在重温修正案的开拓精神，也是很有必要的。
记者：经过20年的不断发展，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今天您如何看待它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茅于轼：民营经济现在取得了非常之大的发展，可以说，它在财富生产、就业供给等方面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
记者：也许正是因为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有一些人对此表示担忧，如几年前郎咸平就指责我们的改革出现了“民进国退”问题。你觉得这种担忧是否合理？
茅于轼：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几年来，政府也强化了对国有经济的发展。但是，民营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率的市场制度，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和改变的一个客观规律。郎咸平只是从自己的认识角度出发，指责改革出现了“民进国退”的现象，但他本人也提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方案。其实，民营经济现在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与一些地方司法不公有关。在市场法律制度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制度能否得到执行，关键靠司法。如果司法不公，偏袒权力，民营经济行为就会被扭曲。民营经济出现的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公正司法给予解决。
记者：您认为现在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的主要障碍在哪里？
茅于轼：看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在1988年之前，由于受传统观念和“文革”的影响，我们认为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坏东西，对社会主义不好，因而禁止它存在。虽然1988年宪法修正案开先河之风，首次规定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但还不彻底，所以后来又有三次修宪，把民营经济提高到了一个比较适当的地位。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思维，总认为国有经济重要，民营经济次要，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是由政府来办，民营经济根本进不去。而在国外，这些行业大都是民营的，甚至一些国防工业，如武器的生产，都是民营的。不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这些行业的原因，其实不是民营化的效率问题，而是纯粹的利益问题，即垄断者不愿意放弃这些行业的超额利润。所以，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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