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在宁县闹红

　　旬邑暴动失败后，陕西各地又接连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举行了几次武装起义，但都很快失败了。在起义中幸存下来的力量，大多转移到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较远的陕甘边界地区活动，宁县东部子午岭山区就是其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这时，大小军阀纷纷抢占地盘，扩充力量，加之连年饥荒，破产农民纷纷依附，军阀势力发展很快。陇东军阀陈圭璋就在宁县起家，势力范围很快扩大到庆阳、平凉各县。根据这一形势，以开展“兵运”建立革命武装的斗争形式迅速展开，即打入军阀部队内部，策反士兵哗变，拉出人枪，组建革命武装。时任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刘志丹，把兵运的目标投向驻在宁县的陈圭璋部队，开始在宁县的军事活动。

　　1930年11月20日，刘志丹带领游击队在合水县太白镇收缴了地方民团的武器，使游击队扩充到400多人。之后，在固城进行整编，共编为4个连，刘志丹任总指挥。次年2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从东西两面对游击队进行“围剿“，陕北军阀井岳秀，陇东军阀陈圭璋也积极配合，企图一举消灭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为了摆脱敌人，保存力量，刘志丹部队向南转移。当行至宁县湘乐镇张陂原时，忽然与陈圭璋部谢斗的混成旅遭遇，敌人步、骑兵配合猛攻，刘志丹指挥游击队沉着反击，从上午坚持到下午，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击，双方均发生较大伤亡。敌人在东西攻击受阻的情况下，派骑兵迂回到游击队的后面，进行前后夹击。游击队腹背受敌，损失严重，加之弹药消耗将尽，只得撤出战斗，突围到付家山，转经金村退至麻子掌稍事休整后继续向东转移到芦堡梁，才摆脱了敌人的尾追。时值大雪封山，部队弹尽粮绝，只能找来腐烂的野果、核桃充饥，点篝火御寒，处境极端困难。为度难关，救护伤员，刘志丹派马锡伍等人前往小石窟，与当地民团团总罗连城取得联系，得到罗的接济，游击队始得以休养。之后，刘志丹又按照陕西省委指示，与杨虎城骑兵旅苏雨生部合作，出任该部补充第二团团长，以图保存实力，求得发展，但刘志丹的兵运活动引起苏的注意，遂被扣押，补充第二团也被缴械后改编为运输队，由陕西省旬邑县移驻彬县。不久，刘志丹在党组织营救下获释，于当年6月前往平凉，经陈圭璋警卫团长刘保堂举荐，被陈任命为新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刘志丹与刘保堂遂带领一个步兵营到宁县，驻防早胜一带，很快成立旅部，以曹华民为书记官，陈鸿宾为参谋长，张秀山为手枪队队长，并由高岗负责刘志丹与陕西省委的联络工作，同时在宁县城设立办事处，收容张陂原等地失散人员。各地失散人员闻讯纷纷会集宁县，很快集中起一支队伍，开始整训。

　　当时，河套土匪高广仁也投靠陈圭璋，被编为十三旅，进驻早胜。1931年8月，陈圭璋接到杨虎城的命令，要他组织堵截背叛自己北窜宁夏的苏雨生，陈便命令刘志丹、刘保堂协助高广仁，共同阻击苏的部队。而高广仁早与苏雨生、张廷芝密秘勾结，准备三部合并进击宁夏，以配合雷中田发动推翻马鸿宾的行动。高广仁先发制人，以设宴为名扣押了刘志丹、刘保堂，并将其部全部缴械，然后经宁县向合水方向北窜。高广仁部在离开早胜镇的前一天，将200多头毛驴廉价卖给附近群众，当晚又指示部队将正在街南火神庙看戏的群众围困在庙内，不让回家，然后进入民宅搜抢民物，牵走所有毛驴，并逼死、抢走妇女各一名。唯北新城有刘志丹余部抵制，末遭劫掠。高部窜至合水县，被蒋云台第五旅击溃，刘志丹乘夜雨脱逃，回到了南梁地区的平定川。刘志丹为建立革命武装，奔走于陕甘南北，虽历尽艰险，屡遭挫折，而仍矢志不移，不断寻求机会，图谋发展。同时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积蓄了一定的武装力量，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形响。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于1932年1月在正宁县柴桥子（时为新宁县的“北八社”辖区）建立起“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5月，陕甘游击队奉陕西省委指示，东进韩城，以实现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扩大政治影响，且使于筹粮扩军的目的，结果一再失利，于6月上旬退至宁县金村麻子掌。这时，全队仅剩200余人，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被悲观失望的情绪所笼罩，而领导成员之间，又在选择游击战争的发展方向和建立军事后方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岐。政委李杰夫、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等人，并未吸取东进韩城的教训，坚持南下三原打游击，建立渭北根据地；总指挥刘志丹、杨重远、白锡林、强龙光等多数人则主张北上南梁，以桥山为依托，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等人认为，桥山连接陕甘，地域宽广，地形复杂，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敌人在这一带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游击作战，同时还可以扩大骑兵，实现步骑配合作战，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红军游击队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险。

　　正在这时，在黄龙山活动的第五支队队长闫红彦、杨琪等人率100余人来到麻子掌附近的梁掌堡。当闫红彦得知游击队将要分开行动的消息后，立即找到刘志丹、李杰夫，分别了解情况，交换意见，作说服工作，又在梁掌堡两次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闫红彦支持了刘志丹的正确意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会上经过认真讨论，统一了思想，决定以宁、正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相机向南（旬邑、耀县）、北（合水、庆阳）两翼发展，依托桥山山脉，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选举闫红彦为红军游击队总指挥，并把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高保山，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另有少先队和骑兵连，共300余人。梁掌会议作出的决定，在解决游击队发展方向和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问题上前进了一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梁掌会议后，红军游击队到盘克一带休整活动。这时,杨林等人受谢子长派遣，从隆德到达西华池，在国民党新十一旅石英秀部特务营开展活动。该营第一连人枪齐全，战斗力强，党的力量雄厚，连长高鹏飞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能够掌握部队，左右形势。杨林等人与高鹏飞接头商量后，认为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即着手准备工作，并派党员班长宋廷璧持信到盘克找陕甘游击队联系。刘志丹、闫红彦表示赞同他们立即举行兵暴。7月9日下午，高鹏飞利用出操之机，率领一连解除了二连武装，宣布两连举行武装起义，得到在场的170多名官兵的响应，起义获得成功。当天傍晚，起义部队向盘克方向进发，刘志丹、闫红彦派红军游击队骑兵队去中途接应，于第二天晚间，起义部队在武洛与游击队主力会合。随后，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除一部分编入骑兵队外，其余编为红军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闫润平任政委。红军游击队充实到500余人，军威大振。

　　在遭受一系列挫折之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于1932年12月24日在陕西宜君转角镇成立，全军只有1个团，即“红二团”，并于1933年4月5日，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形成以照金和后来的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总之，在照金和南梁革命根据地未建立之前，刘志丹坚持在宁县活动了四、五年之久。当革命活动顺利时，他以宁县为立足点，乘胜向南、北扩展；当北上南下受阻时，他又以宁县为落脚点，保存势力，相机发展。刘志丹在宁县这块红色土地上，为建立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来源：新华网甘肃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