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顶上的诗学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手机读报

　　据说，某年意大利《诗学》杂志向法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德里达约稿，题目是用两个词回答“什么是诗”。条件显然很苛刻，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德里达还是回答了，他说，是记忆和心灵。

　　我手头有一本诗集，名字叫《穷人心里的笛子》。作者张乐朋给出的题解是：“穷人”指命运，“心里的笛子”指诗。

　　我认为张乐朋是个纯粹的诗人，不是理论家，但他和德里达的回答有一些共同之处。

　　1988年春天，我作为《山西文学》诗歌编辑去张乐朋所在工厂，和那里的文学青年见面。记得晚饭后，在一间大屋子里，坐着厂里几十位青年男女，都非常年轻，他们眼里满是希望。那时候，我对文学的理解极其有限，说了些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张乐朋我是认住了。

　　读张乐朋的诗，对我来说也是考验。他的诗常常用典，东西方的都有，或引自《圣经》，或引自《易经》，有些我不知道，只好去请教别人；大概他小时候读书太用功，受文言文濡染很深，诗句中透着古色古香的味道。这在当时甚至现在，都和一般青年诗人的趣味不一样。他一再写到天堂，初读时我总觉得这些词太大，现在回过头来读，发现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位置。他说“天堂的路/在穷人的哭声中/绵长”，如果说“天堂”是一个理想境地，这天堂的路和他诗歌的路也是契合的。

　　重读他那时的诗，才真正读出滋味。《执子之手》是第一篇以“穷人心里的笛子”为副题的诗。诗中说：“夜凉涌过麦地/星宿闪出寒波/不曾脱贫的柴扉/挂满褴褛的夜色/但我不能说/苦涩就是来自心底/这些青草味道的苦涩/揉碎的夜光/淌过水渠/像岁月的冷眼/悲情闪耀/可我不能说/苦涩是来自心底/不出声的羞辱……”

　　发表诗歌没有改变他的处境。俄裔美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被前苏联驱逐出境的理由是“寄生虫罪”，这一点都不好笑。张乐朋的情形也一样，看似荒唐，实则并不荒唐。诗人是人群中的异类，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张乐朋依然写着他的诗，也许他不是有意要使处罚失效，而是诗歌总是及时地带他离开当下的生活。他为什么酷爱写“天堂”诗篇？如果一定要我找出答案，那就是他离“天堂”太遥远了！因此，他任凭想象力把他带的越远越好。即使我们现在看他那时的作品，也极少看到他窘迫生活的信息，只是感觉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那时他已是穷途末路，在路上听到了钟声：“每一次钟声/黄昏挤压草原/山脉截击了远空/每一次钟声/尖顶耸动了太阳/泪雾黯哑了丛林/每一次钟声/在腐烂的城堡辨认盲目的荷马/每一次钟声/注满失去海伦的每一分钟……”。诗写得很好，但他在生活中依然碰壁。1996年秋天，乐朋谈到我的《无题》诗，说起曾经的一个不眠之夜。1992年元旦前夜，因心情恶劣和囊中羞涩，他没回老家，一个人在一幢空空的单身楼里度过。那个夜晚因为痛苦而更加漫长。他裹着旧军大衣坐在低凳上，电炉上坐着亦锅亦杯的搪瓷缸。一边抽烟，一边读《无题》。他说：“诗句深深契合我的心境，也符合当时情境。在读到"繁重的劳作使全部梨花凋谢/这才是平凡日子的真正奇迹"时，不禁黯然神伤，流下热泪。”乐朋说我听了这话，露出诡异和好笑。为此，我要向乐朋郑重道歉。其实，我不是笑乐朋，更不以为他矫情。是我不大相信诗歌的力量，尤其不相信自己的诗，所以有那样的反应。但我是多么希望诗歌有力量，我只是看惯了人们的无动于衷，才不敢相信的呀！后来，乐朋在《保存屈辱》中写道：“诗歌岂止收留和保护了我的灵魂，甚至是另一处可以容身的世界，一个拥有阳光和空气的避难所。”

　　他有一首《元旦》，就是彻夜未眠的乐朋在元旦的黎曙和雪中，依在床框上写下的。“假如颓废一片的树梢是被黑夜染成的白发/冬天的永不消愁的晨雾/是否将终生悬挂/白昼自一组绵软的炊烟里期期醒来/更加虚弱的雪花在空空的上午飘入万家/朴实无华呵满眼冬树 满眼冬雾/停工的建筑绑扎着脚手架/某种激动/仿佛惺忪在胸膛里起伏在嗓子里发颤/在一派荒凉的手边重叠称病不说话/一个岁月要更新一篇年龄嘶哑(元旦)”他说，当时，我只能干这个，也只想干这个。此后，张乐朋一直没有放弃写诗，他仍然走在去天堂的路上。

　　不知道他是否会经常想起当年工作的那个车间，我想肯定会吧？我还记得他曾说起，在车间干活时，有时，爬到厂房顶上，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或躺着。他说，那上面是他的诗歌工作室。我羡慕他的工作室，太大了。

　　我看到诗集中收录了《在厂房顶上》诗十几首，如果我是画家，我要以“厂房顶上的诗人”为题，画一幅油画，画的背景是乐朋诗里提供好的。你看：“眼前是一幅活动的图画/枣红色的村妇在刚刚返青的麦地挖掘野菜/一个老人在垃圾堆上放牧/一群脊背肮脏的白羊/还有那鬼魅一样影影绰绰/停泊在残冬季节里的树木/崎岖的野路上堆积着灰尘和光线/（混淆视听的银两）/这是上帝献出的风景/需要攀上壁梯才能看到……”（《上帝献出的风景》厂房顶2）

　　当然，我要记得画上鸟，像他诗里那样的——“一只无名的鸟随风落在屋脊/今天的风真大那鸟在房脊上几乎站立不稳/它太小了最多大过一只饺子/脯子白白似乎还沾着面粉……”（《无名的鸟》厂房顶7）

　　还有另一只鸟，在诗里和自杀的美国女诗人普拉斯有关，但我不知道在绘画中如何表现。“一只鸟在电线上求偶/她声声呼唤擦亮了/背景中的山水/仿佛普拉斯的性冲动/一阵强似一阵地进入诗里……一只鸟在飞行途中肢解了/残骸抛洒在一些段落里……”

　　厂房顶离天堂近一些，毕竟还是在地上；从地上到厂房顶的距离，正是诗歌和日常生存的分野；诗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他站在高处，姑且让我称之为厂房顶上的诗学吧！

　　这样的诗学不会出自理论家，它来自诗人的命运，如果也需要两个词来表述，那我选择：1.心灵；2.记忆。

　　以个人体验的写作，对付生活和社会的挤压，虽然极为脆弱，但张乐朋做到了。而且我们看到，正是在努力生活的过程中，他把诗歌渐渐植入生命，使其须臾不可分割，同时获得了思想的自由和诗人的尊严。我们相识时，他就在诗里显示出充沛的创造力，后来他不断寄诗给我，近几年，他的诗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生存状态》一组诗，语言十分口语化，叙述极为直接，看得出他对语言和形式创新的自觉。

　　“天堂”“厂房顶”“生存状态”三个词语，不仅可以描述张乐朋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也可以反映出诗人聚焦的诗意：从“天堂”而“厂房顶”，再到“生存状态”，诗人一步一步回到现实，诗歌的焦距也一步一步接近了诗歌本质，往昔抒情的歌吟，演化为经验的写作，曼妙的想象的烟缕，日渐为驳杂的世俗的情景替代，诗歌里出现的大量细节发育成的枝蔓，消解了诗意跨度，加强了反讽和批判的力度，诗歌的人文关怀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张乐朋是一个有才华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严肃的、对诗歌始终虔诚的诗人，他已经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诗篇，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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