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石家庄市长王葆华接受记者采访,1983-1985年任市长 |
马胜利3月8日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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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胜利:企业承包第一人
齐鲁晚报记者 鲁超国 刘海鹏
1984年,人们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
这一年的3月24日,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在《福建日报》全文刊登。
这一年的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马胜利要求承包造纸厂。
就是一个商业气息骚动的年代……
闲人马胜利
石家庄人没有谁不知道市内有个北道岔,就像北京人没有不知道前门的大栅栏一样;年龄稍大些的石家庄人没有不知道马胜利的,就像没有山东人不知道张海迪一样。
2008年3月8日,记者来到石家庄寻找这个曾经“红极”全国的企业家。
石家庄造纸厂原址就在北道岔立交桥西北角。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一片平地,厂房全都拆除了,只剩下几间孤零零的配电室,一位老人在空旷的场地上放风筝。附近居民说这里打算建新楼了,而立交桥附近,一栋栋现代化的高楼已经拔地而起。
立交桥下,两家卖纸的打着“马胜利造纸厂直销”和“胜利纸行”,其实他们和马胜利一点关系都没有,用纸行老板的话说“借用他这个名字而已”。
记者打听到马胜利曾经住在栗新小区。让记者感到幸运的是,马胜利现在依然住在这个他已经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内,楼梯过道的墙上贴满了“通下水道”及各种家政服务的电话号码。
在3楼一间挂着伊斯兰文字的居室前,记者敲开马胜利的家门。
开门的是马胜利的三女儿,她一边接电话一边把记者迎进了屋里。客厅里,墙上挂满了马胜利获奖证书和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厨子里摆着各种各样的奖杯。
马胜利还没有起床,听说记者是曾经和他一起合写《风雨马胜利》一书作者高梦龄的同乡,就让记者直接进了他的卧室。
躺在床上的马胜利睡眼朦胧,显得很是苍老。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的电脑,地上放着一个痰盂。他说一个亲戚刚去世,晚上忙了一夜。
当得知记者的来意后,他摆了摆手说:“以前的事情都不愿说,说出来的话有怨气,刺耳。”
“我们那是奉献的一代,也可以说是牺牲的一代,这也是我们那代人的特色。”马胜利说,每次说起以前,他都忍不住想落泪。
他拿出退休证,上面“退休时批准的月养老金”一栏写着727.50元。
“现在年纪大了,没事在家呆着。看书读报,帮着女儿照看孩子。”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家安享天伦之乐。
与24年前的“晓行夜不宿”相比(他与高梦龄合写的《风雨马胜利》中的用词),马胜利的确成了一个闲人。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
1984年的特殊气质,在元旦刚过不久就散发了出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在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在考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后,作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评价。
这年的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
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
“大字报”的作者是该厂46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
大字报贴出后,有人说他要“抢班夺权”,有人说他“野心大暴露”……这些人,都是厂里的领导;也有的人,拍手称快,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人。
时任石家庄市长的王葆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石家庄造纸厂的境况是:当年国家下达的年产利润计划17万元,虽然石家庄造纸厂是一个拥有800多人的大厂,当时的厂领导却不敢接下来,讨价还价说还得亏损10万。
“结果马胜利杀了出来,他说:‘要是我,把17万掉个个,实现利润70万。’”最后,王葆华等市领导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我是1983年5月当市长的,那时候我56岁了,快退休了,也豁出去了。”随着马胜利的上任,王葆华也点燃了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
业务科长出身的马胜利主要在产品结构和销售激励上下了工夫。造纸厂生产的是家庭用的卫生纸,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的一种“大卷子”规格变成了六种不同的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三种,还研制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一系列的措施让厂子顿时有了活力。
结果,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承包4年,利润增长21.94倍。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
马胜利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
这一年6月,邓小平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1984年的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通过标志着中国改革进程已经到了从以农村为重点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战略转移阶段。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之后,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家、政治家、思想家都知道怎样改革,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提出的是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有人付诸实践,我认为马胜利抓住这个契机,充分理解邓小平关于这场改革的重要性,敢于打破旧的体制。如果没有大智大勇,马胜利不会成功。”高梦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马胜利没按常规出牌,打破了当时的游戏规则,似乎是偶然的,但却也是必然的,时势造英雄,马胜利恰好成为风头浪尖上的典型,趟开了一条新路子。
“马胜利走马上任以后,做了很多新鲜的东西,现在饭店厨师戴的那种白色的帽子,那是马胜利发明的;包括妇女用的卫生巾,现在六七十岁的老一辈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卫生巾,在她们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东西,辞典上也没有这个词,这个都是马胜利搞起来的。”高梦龄对马胜利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并不断创新的人。”
“这其实就是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而第一批人起来闹革命,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往往是‘痞子运动’,在大浪淘沙中这些人闪出亮光,就因为这些人有敢冲敢闯的方面,马胜利,一个小小的销售科副科长,就敢给厂长拍桌子……”高梦龄说,“四平八稳谨小慎微的人往往不会成为改革的先锋。”
1986年,马胜利在厂门口竖起个1.5米高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厂长马胜利”。这在那时的国营企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因为他是“马胜利”,所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适当的。他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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