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们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总是要与他人一起过一种社会性的生活。在人类社会早期，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造就了基本的社会组织，那就是家庭；家庭的扩大就是村落；村落的再扩大，于是就有国家。有了国家，人类就有了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要有法律。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属于特定城邦。如果一个人不属于一个城邦，那么他要么是一个畜生，要么是一个神祗。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一直被后代思想家们重复着，我们熟悉的阿奎那、黑格尔和恩格斯都有着相似的表述。
如果我们假定他们的话确有道理，那么就可以说：法律乃是一个民族特有的创造物。因为每个民族特性各不相同，也因此就不可以存在世界一统的法律制度。换言之，法律应该是民族的，而不应该是全人类的。
或许，若各个民族之间不相来往，“世界之法”、“人类共同的法律”和“法律全球化”之类的概念就不会产生。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人类的历史总是伴随着战争与掠夺的血雨腥风。
罗马人曾征服欧洲，并建立了庞大的罗马帝国，生活在帝国境内的不仅有罗马公民，而且有古拉丁人、殖民地拉丁人、优尼亚拉丁人、外国人以及野蛮人。罗马公民受到市民法的保护，但那些古拉丁人等“外国人”却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为他们没有罗马公民权。在此情形之下，“万民法”、“自然法”和“世界法”的概念得以产生。从历史上看，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观念最早出现于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的文献。人因其同等的理性而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不因不同的地域而有所区别。人类受着同样法则的支配，因此就可以建立一个平等的世界国家。
14世纪以后，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从17世纪开始，伟大的法学家们又开始创设新的观念以解释世界，于是，“战争与和平法”，“国际人道主义”和“世界政府与世界法”之类的概念应运而生。格劳秀斯奠定了近代国际公法，而18世纪的康德则呼吁人类的“世界之法”与“永久和平”。康德说，当各民族国家联合成一个普遍联合体的时候，人类才可以进入一种真正的和平状态，这时，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作世界公民。康德满怀深情地说，不能再有战争，不但你我之间不应该再有战争，而且不同国家成员之间也不应该再有战争，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以战争的办法来谋求权利。康德似乎确信，通过一个不断接近的进程，可以将人类引向最高的政治上的善境，并通向永久和平。康德的理想激励着现代西方的国际法学者，诸如天主教法学家马里旦，社会法学家狄骥，新康德主义法学家凯尔森都鼓吹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呼吁取消主权的概念而代之以国际“公务”的概念。当英联邦、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建立并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法律全球化的概念得以形成。
不过，也必须看到，法律全球化并非如学者们的理想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当西方人打着全球化的旗帜以西方人的法律约束全世界的时候，势必会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法治要求法律下的平等对待，而在事实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却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强国与弱国适用同样的法律，无异于以法律的形式上平等强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以环境保护为例，发达国家当下的口号是环境保护，而发展中国家的任务则是经济发展。发达国家曾经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污染了人类共同的环境，而当发展中国家要进入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时候，发达国家却要求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为环境污染埋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合法的暴力”，或者“和平下的掠夺”。
一言以蔽之，人类的确抱有大同世界的理想，于是就会憧憬法律全球化的希望；但同样真实的是，民族多样性的永恒存在，也必然使得法律全球化总会面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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