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颁奖 王安忆获杰出作家(图)

　　《启蒙时代》具有挑战性

　　南都周刊：这次得知获奖是什么感受？之前对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有了解吗？

　　王安忆：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是在《长恨歌》以后得的奖。

前些年，《长恨歌》出来以后几乎把我别的创作都覆盖了，别人都看不到我的创作了。其实在《长恨歌》之后我写过很多东西，但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奖是评给我《长恨歌》之后的《启蒙时代》，对我这段时间的努力是一个肯定。所以得这个奖我还是非常在意的。

　　记者：《启蒙时代》出版以后，评论非常多。你自己怎样评价这部作品，它在你写作谱系中的位置？

　　王安忆：现在的事情往往搅得很混，我都很难分清什么是评论，什么是宣传书的一个策略，所以我也不太注意别人的评论。我自己还是很重视这部作品的，花了大力气。写作时间倒不长，一年以内。但这不在于时间，而是说这个作品对我来讲具有挑战性。它显然是在我熟悉的写作之外的，它是我比较陌生的写作方法。这种陌生包括题材、人物，包括和自己经验的距离。尤其那个时代众说纷纭，那么多人都在写，并且对它已经有了一种固定模式，你再去写这个时代，困难是很大的。到目前为止，对我这方面的评介很不确定。

　　记者：“文革”年代被很多人认为是蒙昧时代，但你却把叫做“启蒙时代”，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王安忆：各人所站的立场不同，对事情的认识也不同。其实蒙昧不是“文革”时代才有的，你知道，在“文革”以前的教育是非常教条主义的，同时又是集权政治的，都是意识形态。我觉得，到了“文革”的时候倒有了一种可能性，因为它把所有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推翻了。你只能自己两手空空地去认识这个社会，认识生活。这个时候，对年轻人是一个空白状态：在一个政治非常压抑的时代里面，它同时又是非常无政府主义的。学校里不用去，家里没有管束。虽然很多小说在受批判，但图书馆是大门敞开的，因为书都变成废纸了，你随便都能捡到。那个阶段空前地自由，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回事，只能自己去看去想，那反而就有了很多可能性。

　　记者：这也可能是对小说存在异议的一个地方。在很多后来人的心目中，“文革”是惨烈的。而你笔下的南昌他们还拥有一段优游清淡的好时光。

　　王安忆：这是看你站在哪一个位置上了。“文革”在大家的描述当中它的惨烈已经是不可怀疑的，没什么可商量的了，它已经变成一个符号了。一定是有抄家、批斗、武斗、虐待，这些东西如果出现在“文革”这个时代里面，谁都不会说“不”，大家会觉得很正常。说起“文革”的惨烈，大家都很容易接受，因为它很合乎人们对“文革”的愤怒。但“文革”是在这么大一个空间里面进行，每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动荡混乱的大时代里面，人们还在生活，还在爱情，还在性欲。

　　我也不是说“文革”好，“文革”在总体上是个非常粗暴的事情。可是我们写小说的不是写整体。各人的处境命运都不相同，小说它是生动具体的，它更关注个人。

　　寻找一个思想出路

　　南都周刊：为什么选择写南昌那批比自己年龄大的人，以及知青下乡前的1966-1969年这个阶段？

　　王安忆：南昌其实也只是比我大个三五岁这样子，但他们已经是红卫兵了。红卫兵和非红卫兵的生活和命运差异是很大的。很多人反映我对红卫兵的描写不真实。其实，如果让我正面写红卫兵，我不行的，没有材料没有认识没有人物。我只能扬长避短，所以我写的那个年代已经是红卫兵落潮了。一方面我要避免材料上的欠缺，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这段时间好像是安静下来，可以思考一些问题了。在运动当中人是看不清事情的，等到红卫兵运动过了潮，上山下乡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我的小说就写这一年时间。

　　但是，毕竟我们那时候还太小，没有陷入到这个运动当中去；我大概就是书里面舒拉的年龄，是这个时代的旁观者。既然我要写启蒙化，那我当然要写更有受启蒙的必要和条件的人，那么就是南昌他们，他们都是我姐姐这一辈人，我跟他们也有一些接触。

　　南都周刊：《启蒙时代》出来以后，有人认为你变成了一个思想家。也有人质疑为何要在小说里对理论有如此长篇累牍的讨论。更倚重思想，而不是故事。这样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安忆：这一点对我来说并不是很新鲜的。我曾经写过《叔叔的故事》，里面谈到叙述性的理论更多了。还有一个是《我爱比尔》，里面也有很大篇幅的谈思想谈艺术。我经常这么写，因为这是语言叙述艺术的专利。

　　南都周刊：但是这次涉及到一些比如革命理论、当时的政治理论。

　　王安忆：在小说里面的这些理论是非常个人化的，你要给政治家看他们肯定不会承认是政治理论。

　　南都周刊：所以你用在小说里，是为了表达人物精神启蒙的过程？

　　王安忆：对啊，他们当时一定要找到出路，一定要进步。他们对这场革命要有自己的解释。南昌他们对理论的讨论，可以说是寻找自己的思想目标，寻找一个思想出路，或者说是要建设他自己的世界观。

　　怎样的社会产生怎样的革命

　　南都周刊：在《启蒙时代》中，南昌他们先是被概念化的革命理想唤起激情，然后又在找不到出路的困惑中接触了平凡的现实。那么，你心目中的“启蒙”意指是哪一个，革命理想，还是现实生活？

　　王安忆：“启蒙”的本意是一个蒙塞状态的开启。你会觉得他们这群人很奇怪，他们在概念里面生活，充满了教条。他们连最平常最简单的伦理都不了解。南昌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陈卓然缩在书本里面，对他最近的人都没有一个贴近的理解。他们对真实的感性的生活没有感觉，没有灵魂反应。

　　南都周刊：南昌和他父亲的关系，以及他们跟嘉宝祖父的接触，展现出代际之间的隔膜。你在其中想探讨代际之间的关系吗？

　　王安忆：我这里面一直想谈的就是代和代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断裂而是继承的。南昌教条主义的来源就是他的父亲。嘉宝的祖父和他们也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怎样的社会才能产生怎样的革命，整个社会就是半蚕半蛹的东西，才会产生出半蚕半蛹的反抗。

　　南都周刊：《启蒙时代》的结构是一个人物拉出另一个，每个人都有他的历史，他的家人和他的故事。这样的写法看上去似乎结构有些松散。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在里面吗？

　　王安忆：你谈到这个结构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可能这与它没有总体的故事有关系。因为总体的故事是南昌的思想的发展，对于这个思想的发展，我承认我确实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故事，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够把所有的进步都实现的故事。我找不到这样一个故事的话，只能做一种妥协，把他的成长任务分摊在各人身上，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故事都关系到他们给南昌什么样的影响。我不一定要让他们正面交锋，但他们在南昌周围就会让南昌知道事情有很多可能性。

　　南都周刊：写《启蒙时代》，你放弃了一贯擅长的女性经验和写日常生活的优势，转而以男性成长为核心，偏向思想性写作。你自己觉得变化大吗？

　　王安忆：这个问题有点道理。我一般是比较适合写女性的。写女性和日常生活是我比较熟练的东西，但老是写太熟的东西会觉得有点厌倦。所以这个小说对我来说有几个挑战：写男性对我而言是个弱项，写大时代也是个弱项，我又不是绝对亲身经历。如果你亲身经历的话一定会有新发现，而我们只能接受别人的概念，很容易导入窠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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