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家丁文江：履行“少数人的责任”(图)

丁文江

丁文江之墓

　　丁文江：为了履行“少数人的责任”

　　文 袁 贺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流行三个词汇：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穆姑娘(道德)。这几个词在当时知识界的争论中频繁出现。这种现象在近代中国意义非凡，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是关涉中国文化和社会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当时鼓吹这些代表先进理念的词汇的斗士如陈独秀、胡适等迄今仍赫赫有名，但其中的多数因为各种原因，今天已不为我们熟知，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本不应遗忘的巨人。

其实，丁文江是当时最有资格代表赛先生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是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多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开拓者。然而，他不是一个书斋型学究，他以科学家的精神积极参与了当时知识界的政治和文化争论，还一度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也许，正因为这一原因，他的名字才让我们如此陌生。而实际上，丁文江一生抱持着履行“少数人的责任”之热情，为自己的祖国贡献了毕生的心血。

　　“欧化最深的中国人”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出生于江苏泰兴黄桥的一个士绅家庭。丁文江弟兄7人都在贤淑的母亲训诲下养成了好习惯、好品德。丁文江5岁时已识字很多，四五年内，他不但读完了“四书”、“五经”，还会吟诗作对，老师出上联“愿闻子志”，他即应声答“还读我书”，老师叹为神童。丁文江15岁时，发生了他人生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大事。当时，丁文江出就学院试，时任他家乡泰兴知县的龙璋(字研仙，湖南攸县名士，维新派政治家，辛亥革命后做过湖南省民政长)，听说本邑有一神童丁文江，就叫丁父带丁文江去县衙面试。龙出考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下笔千言，阐发分明，龙璋叹为“国器”，当即收他为弟子。对时事感受深切的龙先生意识到要成就这样一个出众的人才，必须让他开阔视野，于是力劝丁父送丁文江去日本留学。这一动议，改变了丁文江的一生。很久以后，丁文江动情地回忆说：“假若不是碰巧遇到龙研仙先生，我一生的历史或许完全不同。”

　　1902年秋，丁文江到日本后，住在东京神田区，与很多留日学生一起参加“写文章、谈革命”的活动。1904年初，日俄战起，我国东北惨遭蹂躏，中国留日学生愤怒抗议。愤怒的丁文江和几个同学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船经新加坡槟榔屿时，囊中羞涩的他们拜访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意外地得到他的资助。抵达英国后，丁文江起初在爱丁堡进修英文，后来转到斯帕尔丁镇念完中学。1906年，他先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因负担不起高昂学费而辍学，远游欧洲大陆，次年夏天，他回到英国，考进格拉斯哥工业学院预科。1908年他转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两年后他又把地质学升为主科，而以地理学为副科。1911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得地质学与动物学双学士文凭。

　　这段完整的西方学习经历，使丁文江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他的两个学位略窥端倪。他皈依地质学，是因为他要转变中国资源控制的现状。在20世纪初，中国富饶的矿产资源不是被忽视，就是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怀抱实业救国情怀的那一代中国知识人对这种状况无不痛心疾首，丁文江更不例外。那个时代的中国先进学人基本上接受这样的看法：外国人之所以能胜于中国，就是因为他们有科学优势，如果中国能在科学上赶上西方，那么中国的颓局将彻底改变。为此，丁文江立志要成为中国这个方面的技术专家，成为改变现状的先行者。而在生物学方面，丁文江接受了赫胥黎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奠定了他的世界观：科学推理能对人类肯定可知的一切事物提供唯一的向导作用。把这种思想应用于社会类比，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各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背后，都存在着把受到称赞的人类行为任意描绘为自然事实，无论是激烈斗争中的英雄行为，还是社会协作中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行为。这深深影响了丁文江，在那时，他就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祖国的贫弱面貌，必须要适应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而这首先需要精英人物做出自我牺牲，以发端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引导祖国的人民一起为国家强盛而奋斗。

　　就这样，丁文江由一个满怀“读书救国”理想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他立志要实现他的祖国科学现代化，包括技术和知识的现代化。因为这一信念和为这一信念支配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后来胡适称他为“欧化最深的中国人”，连西方人也觉得他是可亲的，著名哲学家罗素也由衷的称赞他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华、最有能力的人”。

　　现代中国的徐霞客

　　才华横溢的丁文江学成之后立即启程回国。他离开家乡整整9年，回国时，首先想到的不是高堂双亲，而是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乘轮船归国不是在终点上海下船回家，而是在越南海防登岸，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开始了在祖国大西南的徒步旅行。这次旅行历时两月多，行程约万里，他饱览了祖国壮丽河山，熟悉了各地风土人情，为他以后几次西南地质考察打下了基础。这次旅行最直接成果是使丁文江认识到当时既有的中国地图亟待更新，1934年，他参考这一次国内旅行途中积累的制图测量方面的资料，和翁文灏、曾世英一起编辑出版了《中国分省新图》，就是这部地图，1950年代，在中国和印度进行边界谈判时，成为中国方面谈判的主要依据。

　　丁文江回国不久，进京参加了“游学毕业考试”，获“格致科进士”。辛亥革命爆发，他在家乡领导编练民团，保境卫民。1912年，他应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聘请，担任化学、地质、动物、英文、西洋史等课教员，他以生物进化论观点编了《动物学教科书》，深受学生敬爱。次年，丁文江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聘请，任该司地质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为中国地质事业奋斗的生涯。

　　刚成立的地质科，人才和物质方面都很缺乏。丁文江首先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他聘请了毕业于东京大学专攻地质学的章鸿钊，又说服了北京大学的学术权威们，同意把少量仪器设备借给他，为学生们提供食宿场所，并允许聘请赫尔·梭尔格为新学科执教。随后，他又争取到了一笔经费。聘请到梭尔格这位德国地质学名家并合作良好，改变了西方人认为中国学者不能吃苦耐劳的旧印象。191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也被吸引到了丁文江的团队里，不久，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系毕业的翁文灏顶替梭尔格成为这个团队的新鲜血液。丁文江以他谦逊的姿态和严谨的科学工作态度开创了中西学者良好合作的先河，从此，中国的地质学后备力量的培养走上了正轨。1916年，中国地质学的首届毕业生中，有18人立即被聘用从事地质学的初级研究工作，而一些最出色的学生则被派往国外进一步深造，20年后，这些人均成为中国地质事业的中坚力量。

　　除了开创中国的地质学教育工作，丁文江还展开了大量的实地科考工作。1913年，丁文江与梭尔格、王锡宾一同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很有收获。首先，他给“太行山”下了个新的地理学上的定义，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则应叫“燕山”。其次，他指出，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做大河之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唐河、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这就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再次，他对洋人调查中国地质之结论绝不轻信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如德国人李希霍芬上世纪曾盲目乐观地妄言：“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实地工作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这实际就是今天所谓的“古风化壳型”的“山西式铁矿”。他根据事实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洋人的错误。

　　1914年初，丁文江又奉命单独去云南、四川、贵州做为期长达一年时间的地质调查。他调查了云南个旧的锡矿、东川的铜矿、宣威的煤矿，又对滇东地层、古生物、构造、矿床都作了详细研究，特别纠正了法国地质学家戴普拉等人的错误。他最早命名了下寒武统沧浪铺组、中志留统面店组、上志留统关底组、妙高组、玉龙寺组等地层单位。在他逝世后，王曰伦系统整理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云南东部寒武纪及志留纪地层》一文发表。此后的1916年、1918年、1928年，丁文江又多次参与实地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是我国地层学界公认的“三门系”的创立者；1931年他发表了《丰宁系地层学》一文，指出丰宁纪(早石炭世)地层在广西、贵州分布最普遍，而黔南独山一带层序最清楚，化石最丰富。他将它自上而下分为：上丰宁纪——上司统(石灰岩)；中丰宁纪——旧司统(石灰岩)；下丰宁纪——汤耙沟统(砂岩)及革老河统(石灰岩)。有地质界的学者认为，丁文江创立的这个层序至今仍为广大地质工作者所沿用，只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有所归纳而已。

　　丁文江是一位卓越的探险家，他随身带着《徐霞客游记》，处处以徐霞客为榜样。他常追踪徐霞客的旅行考察路线，既肯定徐霞客的功绩又指出其不足和错误。这为丁文江后来潜心研究、整理《徐霞客游记》打下了基础。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切当地说：“他(丁文江)平生最佩服徐霞客，而他自己就是20世纪的徐霞客，……他的成就远远超过徐霞客。”

　　1917年，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决定恢复地质系，他和丁文江一起决定了两项重要的人事任命：聘请李四光和葛利普去北大任教。前者是著名的岩石学家，而后者是享誉世界的古生物学家。他们和丁文江一起，使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一起步入世界前沿。1924年，丁文江在一次演讲中宣布：他相信北京大学的地质学教育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大学和矿业学校相比，水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实地考察方面，甚至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西方研究机构。到了1930年代，丁文江在和他朋友陶孟和的私下谈话中甚至表示：中国地质学已经发展到再无须偏爱外国毕业的地质学毕业生，中国地质学毕业生的专业水准已经可以和在西方高校的毕业生并驾齐驱了。可以证实这一点的补充证据是丁文江长期主持的《地质汇报》、《中国古生物杂志》和《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的英文版很快流行于国际学界。1932年，美国地质调查所重要的地质学家戴维·怀特致信丁文江，称赞他主持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一系列高水平的刊物”，并说：“我们对您在那种即使不令人大失所望，至少也使人沮丧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惊奇。”当他在1936年逝世时，他或许已经是中国在西方最有名的科学家了，世界顶级的自然科学杂志《自然》在给他志哀时称他为“一位有远见卓知的开拓者，他对促进科学和科学应用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自然》，1936年1月18日，《丁文江先生讣告》)正是出于对其“在二十年间，在恶劣的军阀时代，在腐败的衙门空气之中，不特维持而且发展了一个服务而兼研究的科学组织”的充分肯定，陶孟和盖棺论定道：“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以他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出色地阐释了他为自己的祖国履行作为科学精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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