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30年前劳模平淡养老 国家补偿远未到位(图)

郑梓桢（资料图片）杜翠 摄

　　省社科院社会与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梓桢：

　　“老劳模”应享受特殊照顾

　　省社科院社会与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认为，30年前的“老劳模”，与今日的时代“新劳模”虽在职业、年龄层、身份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不变的是蕴涵其中的“劳模精神”。“劳模精神，说到底，也就是为社会奉献的精神。以前评选劳模更多注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人，这些‘老黄牛’现在依然值得我们尊重！”

　　郑梓桢表示，这些“老劳模”之前活在“劳模”称号的光环下，势必在精神环境上拥有更多的收获与关注，“但随着社会变迁，特别是退休后，或落下病痛、生活不如意时，待遇和付出有时并不对等，前后形成明显的反差，有失落感是难免的，社会在这方面应该给予更多帮助与关怀。

”郑说，以前的“老劳模”大多都是“拼命三郎”似的人物，积极劳动的同时，可能会在身体、家庭上做出一定牺牲，老年时不免有遗憾产生，社会应该尊重他们的奉献与成绩，适当提高他们的补助待遇。

　　“物价不断上涨，工资也随CPI上涨的同时，在允许的条件下，可从制度安排上适当提高劳模的补助标准，调整他们的津贴、奖金发放，毕竟这批人数量不是很大，若有条件，还是可给予宽松政策，尤其是在看病问题上。”郑梓桢告诉记者，像高级知识分子会有“速诊证”，可省下不少精力与时间，这是对他们的一种特殊优惠，“如果条件合适，老劳模也应享受一定的特殊照顾。”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劳模，他们的精神、人生观、价值观对于社会的示范意义是巨大的，也为社会创造过一定财富。在一定环境下，我们有义务让他们的晚年过得更加美好！”

　　■编辑点评

　　应当重视老劳模的欠账补偿

　　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劳模，他们的晚年生活如何，已引不起多少人兴趣。从历史延续的角度看，他们的今天就是中青年们的明天，如何从经济上公正地对待他们，不但事关我们的劳动价值和历史观念的取向，也多少透视着今天劳动者的未来命运。

　　目前尚存的老劳模，不少人退休已二三十年。他们年青时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其贡献与回报远远不成比例；他们责任心极强，为着祖国建设和造福后代而过度透支、极度牺牲自己。他们是新中国劳动者中最具敬业精神和忘我工作的先进一代。然而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以“先生产后生活”来主导分配，个人收入增幅甚低，远远落后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们在社会福利上又未能建立多少优势。政府虽然为改善劳模的生活做了不少工作，他们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客观地说，国家给予他们的报酬和补偿，至今远远没有到位。现实的状况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几无积蓄，退休金收入也在社会的中下水平，与中青年相比更是相形见绌。本报报道的几位劳模，普遍面临伤病缺医、经济拮据、住房狭小、孤独寂寞等景况，就是补偿不到位的具体表现，无疑也是“劳模界”生活状况的缩影。

　　我们曾有过“劳动最光荣”的传统，那时工人的名字可以超越企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人们知道孟泰、时传祥、王进喜……而不关心他们的领导是谁；广州的老工人至今没少记得向秀丽、梁珠、周生……而他们领导的姓名却早已洇没。然而如今，这个榜那个榜中，还有多少“先进分子”、“优秀人物”不是“长字号”？是不是劳动价值观和干群关系出了问题，不大好说，但毋庸置疑的是，老一代劳模淡出社会与政府管理层的视线，与浮躁的政绩观和GDP有很大关系。

　　历史不应割断，以劳模为代表的老一代劳动者，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奠下牢固的基础，我们今天仍在享用他们在当时所创造的无法割断的历史积累。因此，社会应当对这些劳模给予特别的、追加性的补偿回报，妥善解决他们的生活、住房、医疗和精神慰藉等问题，让他们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有关部门不应把他们看作一般的退休者，不能抱有“优待”、“济贫”的观念，而应把所给予的补偿看作是他们的本来应得。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有学者预言，我国老龄化进程将长达百年，而近二三十年将是老龄化的高峰。老年人的问题已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解决不好，不但社会发展的总体质量难以提升，和谐与小康建设的目标也难以实现。而解决老年人问题，应当从老劳模们做起。

　　贺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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