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任由“火星文”在网络上无限度地发展，早晚有一天会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如果那种情形真的发生了，那么，用以传载文明的传统语言文字必然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现存的“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莫纪宏
近期参加一个理论研讨会，听了某公的发言，竟然四次使用了“拐点”一词，虽然在此前两年中偶尔能听到有人使用“拐点”一词，但像这样高频率地使用还是不多见的。
本人在语言使用上向来不是一个保守派，对于那些确实找不到适当词语来表达某个特定含义的事项，不妨在事先界定好内涵和外延的前提下，创造性地使用一个新词。但是，如果在传统的语言中已经有恰当的词语来表达某个需要表达的对象的含义，那么，最好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办事比较稳妥。
其实，按本人理解，某公发言中使用的“拐点”一词，大多可以用“转折点”来加以表述。也许某公认为“转折点”一词是一个“大词”，而且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所以选择“拐点”这个比较时髦的词语来降低一下“转折点”一词的分量，增加一点“学术含量”。不过，在特定的语境下，在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使用一些带有主观性的词语，让他人接受起来总是感到有些别扭。
记得10年前在参加起草“语言文字法”的过程中，本人曾根据语言文字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由”，并且将此条立法建议写进了个人起草的立法建议案中，提交给了有关立法部门作为参考。在后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并没有采纳本人在专家建议稿中所提出的方案，而是在第4条第1款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对照实际的法律规定，不难发现，本人提出的“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由”相对于“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的规定来说，对于语言文字的使用者具有更广泛的授权作用。
事实上，对公民在语言文字使用上设定权利和义务时，如果要规范语言文字，那么，应当从设立义务的角度来建立语言使用规范，也就是说，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义务”而不是“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现在语言文字法用“权利”来规范“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其实赋予了语言文字使用者在使用“通用语言文字”时相当大的自由。正因为如此，“通用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转折点”一词来说，本来是具有比较约定俗成的含义，但是，由于其在使用过程中并没有内在的“强制力”，所以，像“拐点”一类的“旁门左道”就可以轻易地代替或者是排挤“转折点”的使用地位。当然，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看，“转折点”并没有获得独尊的法律地位，“拐点”也有生存的空间。如果从语言文字自身的规律来看，确实在原来许多使用“转折点”的地方，如果换成“拐点”，其产生的文意可能更加适中和准确。但千篇一律地为了赶时髦而彻底抛弃“转折点”曾经传达的文意也是不可取的。
比起“拐点”一词剑走偏锋的事例来说，最近一段时间最不能令人理解的就是“火星文”的出现。我对“火星文”没有什么研究，只是在网络上看了几篇实文，心里不免对人类未来语言文字的前途产生几分担忧。老实说，“火星文”在语言学上并没有太多的价值，但其流传的广度又不能使人小看它的影响力和实用性。说到底，“火星文”是一种懒人的“文字”，带有很强的个性。有点像小学生写作文时，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一个圈，或者是画上一个特定符号，反正让读的人能够明白就行了。
依照“火星文”的创制逻辑，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火星文”的发明者，而且可以充分地展示个性。但是，如果任由“火星文”在网络上无限度地发展，早晚有一天会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如果那种情形真的发生了，那么，用以传载文明的传统语言文字必然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现存的“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从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历史曾经存在过的语言，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在大量地消失，据说现在真正使用满语作为交际语言的只剩下边远山区的三位满族老人。想想当年满族语言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不禁让人唏嘘。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最新资料，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万种语言，然而，每隔一个月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而真正在联合国作为工作语言使用的只有英语、汉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和阿拉伯语六种语言。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只有越来越少的语言文字具有生存的竞争力。
人类社会的语言文字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会不会只剩下几种语言，抑或是只剩下一种语言？而剩下的语言会不会像“火星文”那样彻底抛弃传统和文明呢？
今天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预测不免有些杞人忧天，而从规范语言文字使用的角度来看，要在“拐点”与“转折点”之间分辨优劣，或者是将“火星文”打入“违法”的冷宫恐怕也并不明智。但是，无论是法学家，还是语言学家，对此现象都应尽早准备，切不可等闲视之或者是漠不关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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