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当防卫的认定

　　正当防卫是刑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随着我国经济不断迅速发展，国民的法制意识增强，正当防卫这一概念的认定在诸多案件中产生了争议，需要我们尽快对其进行理性的认识与理解，以得出能够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

　　作者运用一些争议案件，引用并借鉴我国司法、立法、法学理论方面专家的言论，最终得出“必要行为原则”作为认定正当防卫的标准。此外，作者还对正当防卫的力量博弈与立法精神进行了讨论，阐述了其背后的法律意义。

　　论正当防卫的认定

　　郎卓

　　从争议中讨论如何准确认定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法律上的正当防卫体现的是人类一直以来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之一，正如它的英文self-defense，正当防卫实际上源于“自卫”。

　　自卫是人类的本能，当自己的生命、财产或其他权利受到侵害时，受害者在无法通过其他手段予以制止的情况下，会本能地采取用较为激烈的手段进行自力救济，这种行为源自天性，也是一种合理的反应。即便其手段具备某种犯罪的特征，也不能轻易将它与犯罪等同。

　　当把这种情况放到法律程序中评价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权利。正因为如此，正当防卫和行为主体在行使其他权利时一样，也必须受到一定的约束。

　　这样的限制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我们要保护防卫行为人的防卫行为能够有效行使，保证其行为在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同时能够不受到过多的约束，以免影响该行为作用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虑防卫行为人的防卫行为是否已经超越了“防卫”所应有的效果，是否虽然发挥了“防卫”的作用却也超越了必要的限度，进而成为一种对防卫对象不必要的侵害。

　　在这样的权衡中，立法者、司法者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价值取向和所处角度不同的情况下会有其各自不同的评价，这样的争议往往困扰着我们的司法实践，很多时候它们带给我们的是反省与批判，我们需要从这些争议中总结出我们的认定标准。

　　案例一：防卫不适时之争议

　　一村妇回娘家探亲，在路上遇到一个持刀歹徒，歹徒企图强奸村妇，由于歹徒身强体壮，而且此地还是山区十分偏僻，村妇自知不是歹徒的对手，也无法求救。因此，她假意顺从就说找个平坦点的地方。当走到一个化粪池旁，该村妇示意歹徒脱衣服。歹徒见其非常配合就放松了警惕，在脱套头毛衣的时候，趁歹徒头被毛衣包住，村妇用力把歹徒推倒在化粪池里。此时正值寒冬，粪池很深，歹徒挣扎着用手攀住粪池边缘往上爬，村妇就用砖头砸歹徒的手，不让歹徒上来，十多分钟后歹徒就淹死在粪池中。

　　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中，村妇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成为一个争议。村妇将歹徒推下粪池，这个行为本身是符合正当防卫的，而争议主要存在于村妇后来的行为。有观点认为，村妇在将歹徒推下粪池后，歹徒的侵害行为已经结束，此时村妇用砖头砸歹徒的手不让其上岸致其淹死，已经是一种事后加害行为，应被认为是犯罪。

　　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于对于防卫时间要件如何进行认定。能否通过表面上歹徒对于村妇的威胁已得到有效阻止，就认定歹徒的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了呢？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分析防卫行为的防卫时间，不仅要看单个不法侵害与防卫行为的发生与结束，更应该分析当时的现场情况，搞清潜在危险与防卫行为的关系。

　　我们不难看出，案件发生在偏僻无人的山区，村妇在将歹徒推入粪池后，歹徒暂时无法威胁村妇的安全。但是如果此时村妇停止防卫行为，放任其爬出粪池，那么不难想象，歹徒难免会重新加害这个妇女。也就是说，此时加害的危险并没有结束，不法侵害的威胁并没有解除。村妇用砖头砸歹徒阻止其爬上岸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而非出于加害的目的。虽然表面上看，这种行为不符合“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样一个防卫时间要件，但是实质上，这是一种对于威胁的防护行为。

　　在这里，我们一再强调的是一个“结合实际”的问题。在分析关于“防卫时间”是否正确的案件时，应该首先考虑当时的现场情况，考虑到所有影响到防卫人采取防卫行为的因素。

　　换个角度说，当此事发生在另外一个环境下，例如妇女能够找到他人求救，或者此时犯罪分子一时难以上岸，而妇女可以迅速逃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妇女依然阻止歹徒上岸，并且最终导致歹徒死亡，就可以被认为是防卫不适时。此时，无论是认为其事后防卫，还是认为其针对犯罪分子上岸后犯罪行为的事前防卫，都是准确的，如果是这种情况，村妇应当对她的后续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案例二：防卫过当之争议

　　孙某傍晚外出，碰到两个流氓在调戏一个16岁少女，他与这个小女孩不认识，但是为了阻止两个流氓的调戏行为，就谎称自己是小女孩的哥哥，对他们说：“不要欺负我妹妹”，结果两个流氓追打孙某，将他逼到一个山坡上，孙某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反抗，将两个流氓一个捅死，一个捅成重伤。

　　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了非常耐人寻味的情况：最开始审理法院认定孙某故意伤害致死，判处孙某有期徒刑15年。检察院认为罪名不符，应判为间接故意杀人，遂提起抗诉。上级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又予以撤回。被告人没有上诉，遂执行判决。随后，上级法院发现问题，提起再审，改判防卫过当，判为7年有期徒刑。最后，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再审法院定罪量刑正确，并作为1985年第2号典型案件进行公布。

　　这个案件并不复杂，在今天它就是一起典型的正当防卫案件。但是，为什么在当时会有如此多的争议？不仅控审双方多次更改，甚至最终牵涉到最高人民法院，这都说明，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在我国刑法发展中是存在过疑问和误区的。

　　对比1979年刑法第17条第2款：“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们就不难理解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案例的争议点在于确定一死一重伤的结果是否属于“不应有的危害”，而就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执法尺度而言，这样的结果显然容易被认为是恶性的。在这样的惯性思维和法律逻辑下，孙某的行为无疑已经超越了正当防卫的限度，以至于在一审中判为故意伤害。

　　通过对上述两个案件的讨论，在此我们不妨加以总结，“必要限度”应当如何来判断？笔者认为，不能简单说在哪类案件中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就是其限度，应当具体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具体证据来进行判断和推理。跳出这个难以描绘的“必要限度”，从案件的角度来审视防卫行为的合法性，笔者称之为“必要行为原则”。

　　什么叫做必要行为原则？通过对具体案件的深入研究，立足于掌握充分的证据，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进行如下分析：首先要考虑的是该行为的做出是否适应当时的情况；第二，要看该行为的做出是否是有必要的；第三，要看行为的过程和造成的后果能否预知；第四，如果能够预知行为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的产生对于当时的情况是否必要。这个标准相对于上面三个标准比较难以估计，但大多数情况下也较少发生，因为多数的正当防卫行为人是很少考虑行为结果的。

　　因此，当一个防卫行为适应当时的危急情况，且该行为的做出是有必要的，并且在做出时行为人难以预计其后果，或者能够预计其后果又不能避免的，这样的自卫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这个原则就是“必要行为原则”。

　　这个原则虽然有其局限性，它必须建立在具备完全充分的证据和调查，拥有完整的口供材料的基础上，离开了这样的环节，就难以依照上面的步骤进行分析，无法分析自然也就难以判断。同时，这样一个原则也并非能够涵盖一切情况。但是，这样一个原则能够比分析所谓的“必要限度”更为科学，且更加容易被接受。同样一个案件，分析达到阻止犯罪的必要限度恐怕很难，但是判断防卫行为是否必要恐怕要相对容易很多。

　　正当防卫的力量博弈与立法精神

　　我国是一个法制尚不完备的国家，公民的法治概念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较为薄弱，法律权威性、司法神圣性都难以得到完全的体现。

　　对于这样的现状，正当防卫的认定更具备了特殊的意义，要考虑群众能否接受能否认同，离开了这点，即便达到了法律上的目的，却也脱离了实践的意义。

　　很多正当防卫案件原本并不存在争议，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为了息事宁人，甚至是为了防止群众产生意见，有些司法机关不得不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国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现象十分普遍，我们也曾经接触过这样的案例，对于原本是正当防卫的案件，因为“从严从快”的批示，导致判成故意伤害。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司法悲剧，也是现代冤狱的代表。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的关注力度增加，很多过去能够影响司法的力量得到一定的监督遏制，干扰司法的程度受到削弱，我国的司法透明度，慎重度得到了增加和重视，但是我们仍然能发现在一些案件中司法机关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我们依然不能忽视这些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执法机构间的力量对抗又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制衡因素，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在面对同样一个具体案件时，很多时候却产生不同的判断，法院认为是正当防卫无罪，检察院认为是防卫过当有罪；法院判无罪，检察院抗诉。公安局在这样的矛盾中上演捉放曹。

　　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这些力量的博弈是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论这些力量的影响何在，我们都有必要正视它们，因为这种博弈是一种零和博弈，不论博弈的结果是什么，带给案件本身，带给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都是零。有效减少司法干预，维护司法独立，才能真正为正当防卫案件创造平等的审理环境。

　　“正义女神，蒙眼，素衣，金冠，左手持天平，右手执利剑，蛇与狗蜷于脚下……”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当我们在讨论正当防卫的认定时，恰是认识和了解一种在守法与犯罪、正义与邪恶间游弋的行为，正如甄别在女神手中利剑的剑刃上跳舞的精灵，将天使与恶魔区分，将善与恶归类，最终置其于天平之上，给予其公正的审判。

　　这是一门艺术，诚如萧乾先生所言：当生死之隔一层纸时，便是精彩与壮丽。这种艺术，须以精神领会，以心智理解，以行动实践，以经验维持，这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法律前进道路上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