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环境保护部冯晓波 北京水污染预警快过流水

    北京水污染预警快过流水

　　——专访国家环境保护部预测预警处处长冯晓波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北京报道

    2005年以后，一边不断发生重大环境危机事件，一边是国家逐渐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不到4个月时间，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动了新一轮环境执法整治行动。

　　4月15日，三个督察组从北京出发前往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安徽等地，重点落实与奥运环境有关的空气质量问题。一周后，又有一批督察人员分赴各地，开展全国范围的环境“后督察”工作。

　　一切都是为了北京奥运期间的环境安全。

　　盘点奥运前的中国环境状况，希望与挑战并存。在2006年节能减排目标未能实现的情况下，2007年环保博弈白热化，最终通过“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等手段，当年污染排放物首次下降。

　　同样在2007年，从2005年起连续发生的环境危机事件再次见于公众视野，全国各地河流湖泊频频出现的蓝藻触目惊心。

　　如何保证北京奥运期间的环境安全，特别是避免重大环境事件的发生，成为刚刚成立的国家环境保护部的首要工作。预防和预测在这时显得更为重要。

　　4月15日，2008中国突发公共事件防范与快速处置研讨会现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预测预警处处长冯晓波讲到了在北京水源地设置的一系列污染防治措施，包括如何防御像吉林石化爆炸那样的重大污染事件。

　　作为责任部门的负责人，冯晓波几年来一直奔波于各种环境督察行动的第一线。在此前担任监察局城市与工业污染应急监察处处长等职务时，他还直接参与了吉林石化爆炸、徐水铅污染、沭阳水污染等环境事件的调查与应急处理工作。

　　与国家环境保护部的许多工作人员一样，冯晓波以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等待着2008北京奥运会的到来。

　　如果官厅水库上游发生重大污染

　　《望东方周刊》：临近北京奥运，防范环境危机事件有哪些新动向？

　　冯晓波：奥运会是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奥运的环境安全不仅是指北京的安全，也包括其他奥运城市和全国其他地方的环境安全。大气治理，北京的奥运空气质量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国内国际对这个问题都很关注。我们刚刚有三个督察组分别到北京周边的省市，督促落实环境空气质量工作，比如油气治理、粉尘治理等等。还有一些企业，该关停的就关停。后面我们还要组织一个很大的督察组，奔赴各地，进行环境安全隐患的“后督察”。

　　建立“后督察”机制是胡锦涛总书记给我们提出来的：就是前面检查发现问题后，进行连续督察，督促整改到位，简称为“后督察”机制。比如说我们在晋陕蒙“黑三角”这些地区都是两三年连续督察，就要把地方政府和监管企业的责任落实、措施落实。

　　《望东方周刊》：就北京而言，环境安全还有哪些重点？

　　冯晓波：比较重要的是水污染问题，就是确保北京这“两盆水”---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的安全。环保部目前和山西、河北、北京建立了一个应急协调机制，包括预警、预测、联动，搞联合监测、联合防控、上下游通报。现在拟了一个初稿，在几个地区征求意见。5月初我们要开一个联合工作会把这个协议定下来，由几个地方政府全权实施。

　　目前从我的办公室可以直接看到各个监测站的即时数据，这些自动监测站设置在重要河流的交汇处，包括官厅水库、水库上游，河北、张家口、山西的情况都能看到。如果出现问题，1小时可以上报国务院应急办，到达国务院领导那里。

　　可以和这个“1小时”进行对比的是，按照水库的上游洋河、桑干河流量来讲，1小时水流只能走两三公里。比如说山西境内发生了污染事故，到达河北境内一般需要两天，而从河北进入官厅水库又要200多公里，就是5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派出人员、专家、工作组，完全能够控制。

　　《望东方周刊》：假设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官厅水库的上游发生了吉化爆炸那样的事件，怎么办？

　　冯晓波：松花江事故以后，环保、安监部门都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现在每一个化工企业、重点污染企业都建立了事故应急池、雨水回收处理器，先期处置是由企业负责的，把污水处理到应急池中。这样一般污染都能够控制。如果还无法控制流进河里，还可以在它的下游进行封堵，现在也已经建立了这种机制。比如在每条支流都安排了一个进行封堵的地方，地点都选好了，车辆、各种物资也都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进行封堵。

　　其实这几年重大事件已经越来越少，2007年只发生了9起，其中很多都是交通事故引发的。比如说一辆车装载的化学品、油品翻到河里。重大污染事件是说县级以上水源地停水，实际上很多污染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为了保证居民饮用水安全，就先期停止取水。我们和清华大学对100多种危险物质进行过实验，都能处理。这里包括几倍污染的情况，最后通过各种手段全部处理了。

　　过去我们说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污染

　　《望东方周刊》：2007年开始，很多学者和官员都提出，我们国家的环境走到一个拐点，环保形势不像以前那么严峻了。

　　冯晓波：各家有各家的说法。但从现在面临的环境危机、环境安全的隐患来讲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比如去年爆发的蓝藻危机，并不是简单的环境污染问题，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当然各部门在相互配合、信息通报方面也有欠缺的地方。比如说水量少了该不该调水？水量少，比如每秒小于500立方的时候，藻类生长可能会加快。气温提高也对藻类生长有一定作用，一般在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繁殖是比较快的。光照、污染物也都有关系，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我们不把蓝藻叫做污染事件，而是叫做蓝藻危机。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警示，是一种危机。

　　生活饮用水长期污染积累就可能引发一个危机，我们国家的其他流域，比如像松花江流域属于中度污染，淮河流域属于重度污染，稍微有点外界因素就可能引发事故。

　　如果讲到拐点，现在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污染物排放量开始下降。这个情况去年已经出现了，两年来实施节能减排起到了一定效果。今年也是重要的一年，要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任务很艰巨。

　　《望东方周刊》：与环境危机事件并生，去年厦门PX项目、山东乳山核电这种特大型项目蕴含的环境危机引起了社会舆论的特别关注，你如何评价这些事情？

　　冯晓波：从这些事情可以反映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在提高，他们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至于项目是不是可行有专家论证，要做环境评价，还要向公众公示。对于许多群众提出的出现事故的概率问题，其实是包括在环境评价当中的，是环境安全的一种考虑。概率低，环评的门槛就高，如果事故概率很高肯定不会批。

　　《望东方周刊》：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大家都希望这个概率是零。

　　冯晓波：让老百姓接受这些项目，就要进行宣传和解释：这个项目会带来哪些有害物质，最大的污染是什么，可能会给当地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效益。空气污染、水质污染，这些目前在老百姓看来如同洪水猛兽，我们现在接到的环境投诉在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仅我们这个部门一年接到的举报投诉电话就有2500多起。

　　很多群体事件像甘肃徽县铅中毒事件一样是一种长期积累，其实现在事故性排放的几率已经很小了，污染主要通过烟、粉尘进行积累。甘肃这个事件就是这样，导致很多儿童铅中毒，它这个企业已经运转一二十年了。过去我们也认识不到这些问题，科技发展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其实1972年环境大会时中国就成立了环境机构，但当时还是“文革”时期，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环境污染。现在我们通过与国际接轨、通过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认识问题然后着手去解决它。

　　各地政府都签了减排责任状

　　《望东方周刊》：公众关心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环境事件会不会及时披露？

　　冯晓波：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虽然执行方面还不是很到位，但正在慢慢好转。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观念在改变，暗箱操作的理念已经被唾弃。应该说真正让每个信息、每起事故都很透明的地方还不多，但是政府都能用信息发布影响公众。信息发布不仅是媒体发布，比如说一条河受到污染后，可以设置标志牌通知沿河老百姓禁止饮用河水、禁止吃河里的鱼，这些都是信息发布，就是方式不一样、渠道也不一样。

　　《望东方周刊》：过去几年，地方利益集团，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都被认为制约着环境执法。

　　冯晓波：地方官员的观念都在转变，又好又快地发展，不要形成污染，这已经在地方官员中间形成了一种主流观念。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市长上任后都提出要控制住GDP，不要GDP过快增长，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观念了。当然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还是主要的，环保对于发展来讲是一种保驾护航的作用，我们要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

　　《望东方周刊》：说到西部地区，从去年开始广东、福建这些沿海省份启动产业升级，纺织厂、印染厂都可能大量内迁，这会不会把污染源带到西部？

　　冯晓波：每个地方都有环境容量，比如空气中可以排入多少二氧化硫，这是经过科学计算的。空气质量、水质这些都有区域功能规划标准，有容量就可以在这个地区发展一些企业。如果没有就要关闭。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到西部内陆地区，比如到重庆，重庆必须要做环境影响评价，认为自己还有容量才可以迁移。

　　现在各地都在做这个事情，减排主要是两项约束性指标，一个是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一个是化学需氧量，两项硬性指标要下降10%，这是各地政府签了责任状、必须完成的，完不成任务要向国务院做检查。这些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是很明显的。如果引进一个污染比较重的项目，地方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容量够不够，引进以后能不能完成这个减排指标，超过1%也不行，地方发展必须要有统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