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与李大钊身后二三事

　　文/育辉

　　刘半农与李大钊身后二三事

　　半农先生写完碑文之后语气沉重地向他的孩子解释:写“某年某月某人死”,用“死”字而不用别的字,是表示“死”于非命或暴力,是对军阀的控诉和抗议

　　我曾在2007年三月号《炎黄春秋》上发表《刘半农在“三一八惨案”前后》一文,提到81年前那场悲壮惨烈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李大钊,但未能述及转年(1927年—— 编者注)他即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逮捕并绞杀,仅以38岁的英年为中国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故事。

　　在披露上文后仍觉意犹未尽,遂决意再续此文,以缅怀先烈。

　　出版含李大钊亲笔诗稿的新诗集

　　李大钊被绞杀后,多年不得安葬,刘半农对此一直十分关注。

　　当时刘半农与其二弟刘天华和三弟刘北茂(笔者的父亲)均在北京大学任教,兄弟三人各有建树:刘半农是当时著名的新文学家、白话诗人与语言学家;刘天华是蜚声艺坛的国乐大师,而与其长兄同一属相却小一轮的三弟北茂则是北大英文系颇受欢迎的青年讲师与翻译家。兄弟三人手足之情甚笃,每逢周末相约轮流到一家去聚会。

　　1932年5月底的一个周末,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刘氏三兄弟大大小小十几口人在刘天华家欢聚,大人们在一起畅谈国事、家事,小孩子们则在一旁嬉戏玩耍。

　　那次聚会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半农的一席谈话,他由当时反动当局的“文字狱”和对进步人士的迫害而谈到自己的处境,以及在北大编辑《新青年》时共事过的李大钊的身后之事。

　　半农感慨地说:“这些年来我的稿子不是被退回,就是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这些就别提了。但我有时想到,像大钊先生这样忧国忧民、嫉恶如仇,而待人又很慈悲为怀的人,却死于军阀之手,至今五六年了,还不得安葬,人死了还得入土为安嘛!”(大钊先生灵柩停放在北京宣武门外浙寺的妙光阁内已有五年之久。)

　　半农接着说:“我手头还保存着李大钊的一篇亲笔诗稿,另外我还有鲁迅和陈独秀等好几位作者的诗歌原稿,这点稿子已不可多得,尤其是大钊那篇《山中即景》,现在就显得更加珍贵了。我想把这些诗稿编成一册影印出版。有人来劝我说:‘就不要拿出来了,免得找麻烦,弄得不好还要坐牢。’其实我也不怕坐牢,我还没有尝过坐牢的滋味呢!”

　　停了停又说:“记得大钊先生就义的前一年,我去看望他,当谈到‘三一八惨案’时,先生痛斥了军阀段祺瑞对爱国学生的血腥镇压,并用拳头击着书桌愤愤地说:‘惨无人道!简直是惨无人道!’可他对自己被军警殴伤面部与双手却只字不提!”

　　半农先生侃侃而谈,大家都凝神倾听。

　　刘半农所珍藏的那部白话诗原稿,有不少作品还残存着旧诗的痕迹,宛如过去女人缠足缠到一半又放大的“假天足”一样,但他仍十分珍视这新文学史上白话诗园地中最早的成果,半农先生形象地比喻道:“即使是‘假天足’,在足的解放史上也可以占到一个相当的位置。”

　　半农还强调:“这部稿子里有几点是值得说明的。第一,李守常(李大钊,字守常—— 编者注)先生不大作诗,亦许生平就作《山中即景》一首,而这一首的原稿可保存下来了。第二,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 编者注)先生白话文作得很多,旧体诗作得很好。白话诗就我所知道的说,只有《除夕》一首,这一首的原稿也保存下来了。第三,鲁迅先生在当时作诗署名‘唐佚’,那时他和周岂明(周作人,岂明为其自号之一—— 编者注)先生是同住在绍兴会馆里,诗稿是岂明代抄,鲁迅自己写了个名字。现在岂明住在北平,鲁迅住在上海,恐怕不容易再有那样合作的机会,这一点稿子,也就很珍贵了。”(笔者按:半农先生说:“李守常先生不大作诗亦许生平就作《山中即景》一首”,但据笔者查阅考证,李大钊生前公开发表散见于当时各种报刊的诗词已达20余首之多,这与作者一生发表的大量文章相比确实是“不大作诗”,但并非“只做过《山中即景》一首”,可能因当时一般刊物发行量小,不像该诗是发表在名刊《新青年》上,故知者少之故。)

　　经半农先生的不懈努力,那部新诗原稿终于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33年)春编成,以“白话诗十五周年纪念”的名义,由北京星云堂影印出版,为降低书价,编者未收取分文稿酬,书名定为《初期白话诗稿》,包括李大钊、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沈尹默等九位诗人的26篇白话新诗原稿。

　　《初期白话诗稿》出版后,反响甚好,编者还买了许多送人。鲁迅先生在其1933年3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得静农信,并《初期白话诗稿》五本,半农所赠。”

　　为大钊先生撰写碑文

　　一个多月(1933年4月)以后,在北京地下党和各界进步人士以及北大部分师生长期秘密而艰苦的筹划下,终于争取到给灵柩停放在浙寺已整整六年的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的机会,半农先生十分欣慰,即于4月10日与钱玄同、蒋梦麟、沈尹默等12人联名发起为大钊烈士举行公葬的募款书等活动。

　　公葬时党组织指定专人事先准备一块刻有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图案,并撰有文字的石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绝不允许共产党员的石碑公开竖立在墓地上的,送葬的同志临时决定,将这块石碑随同大钊先生的灵柩一起埋入地下。因此当时李大钊烈士墓前没有正式树碑。

　　事隔月余,长大钊先生六岁的夫人赵纫兰因君蒙难以来的长期悲痛,加之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而撒手人世。大钊先生的友人遂公推刘半农为大钊烈士撰写碑文,当时是由蔡元培的继任者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责成刘半农来承担此项工作的。半农先生毅然命笔,首先用俊秀飘逸的行书替李大钊烈士重新撰写了一篇碑文,此碑文后因涉嫌“赤化宣传”未被采用,刘半农生前也未能公开发表,全文约百余字,至今已很少有人知晓,现抄录其中一段如下。以飨世人: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今何丰林(时任安国军政府军事部长、“党人案”军法会审审判长—— 编者按)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晖等二十人遂同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哀哉。”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措辞委婉、含蓄、温和,带有一点传统文人风的碑文,在风凄雨横的1933年也不能公开采用。半农先生不得已,遂又改用工整遒劲的唐人写经体书法分别给李大钊烈士与夫人写了仅有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日和五个遗孤姓名的两块墓碑。

　　书写时,半农先生12岁的次子育伦在一旁帮着抻纸磨墨,先生心中痛楚,缄默不语,只是低头写字,连写了几张才觉满意。写完之后语气沉重地向他的孩子解释:写“某年某月某人死”,用“死”字而不用别的字,是表示“死”于非命或暴力,是对军阀的控诉和抗议!

　　后来这两块墓碑即分别竖立在北京西郊原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夫妇墓前。 ■

　　(文章作者为我国现代著名的作曲家、教育家、二胡演奏家刘北茂先生之子,刘半农先生之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