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军屯戍边为何难持久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相传是唐代李白所写《关山月》中的诗句，表达出封建社会强盛期军屯戍边将士的悲凉心态。在国人引为古代史黄金时代的汉唐两朝，华夏铁骑的猎猎军旗一再飘扬塞外，军队屯田戍边便成为朝廷守土固边的重大国策。出身农夫的士卒挥汗河西轮台垦地、河套北云中屯区以及孔雀河畔，曾在史册上留下广开良田、积谷筑城的辉煌。如今人们再探访这些汉唐军屯之地，所见却惟有残留荒原的烽火台遗迹和湮灭沙海的古营盘，一派死寂凄凉景象，真难想象两千多年前曾有过“大田三年，积粟百万”的壮景。

　　战国末期至秦汉年间，中原政权为防范匈奴，首开长城修筑和北疆军屯。在辽阔万里的长城边塞两侧，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演绎了为时千年的征战篇章。大自然造就的地理条件，使长城以北有几百公里宽的缺水地带，汉族步兵难于通过而游牧骑兵易行。汉、唐乃至明朝为打破长期沿长城被动设防的态势，屡屡以大军出击塞外，李广、卫青、霍去病、李靖直至明成祖朱棣都曾率兵驰骋广袤无垠的漠北，每次攻势行动却都会因军粮不济而很快退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言，在供应难题面前最终只会成为纸面的艺术构思。

　　人类的生产物质条件决定着战争形态。军队以人畜力为输送工具时，“陆路千里不运粮”，被兵家奉作古训，根本制约因素便是行期一个月后所运之粮就难抵运输员自身途中所耗。秦征五岭时挖灵渠，隋炀帝征高丽开大运河，说明水运是古代唯一有效的远途运粮方式。在北疆荒原，汉武帝派兵进击匈奴腹地时以马驮粮，运三十斛抵远征终点时仅剩一斛，耗费之巨造成“天下为虚”。游牧骑士们能择草场而行，或驱牛羊随军自给，生存能力和机动性为农耕民族军队所不能及，除汉武唐宗的短时期例外，千年间南守北攻的大势就此注定。

　　有过击败游牧骑兵战绩的汉、唐、明几代，某些胸怀远志的君主和将相也曾一再在塞外留兵屯田，想以兵农结合建立前沿军事据点，压缩来去飘忽的游牧对手的活动空间。汉武帝时以数万精兵开河西四郡，军垦之初收获颇丰，一度“威服国外”。唐代亦曾在西域和北疆草原边缘驻军屯垦，明代卫所军则建立过河套以东草原上星罗棋布的小片农区或种植点，甚至让官兵携眷定居。这些屯田戍边的雄图可谓壮观，最终却总是美梦难圆。纵观中华古代千年军事史，北疆军屯区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几乎都形成了所垦之地不堪再耕，辛勤开发的农田区渐渐被新月形沙丘和风蚀地貌并存的景观所取代。

　　军垦的塞外沃野良田日久便沦为不毛之地，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代朝廷因不解其故总归于天意，众多中原志士还常由此丧失了北进雄心。其实按现代生态学分析，这是军垦者缺少环保意识招致的大自然惩罚。在降水少、无霜期短且风沙大的北方草场或绿洲，铲除林草植被而种粮，收割后祼露的地表层遇秋冬春三季风沙，原有腐殖质失去草皮保护会被吹走。正如古时诗人目睹后惊呼的那样：“所种皆从陇上，盖虞吹沙所壅”，垦区就会逐年减产直至绝收。昔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经辛勤垦植后反而会造成“平沙万里绝人烟”。在汉唐对外重点用兵的西域，西汉大军经营数十年便全数撤回，东汉更不敢再派兵进屯，唐军的屯驻点不出三代也被迫放弃。对这种短盛即衰的军屯，过去史家往往归咎于各朝承平日久后丧失了开拓精神，其实更重要的因素应是开垦之地逐步荒漠化。“军无辎重则亡”的基本规律，使古代汉族军队难以在作为农牧区分界线的长城之外长期驻扎。

　　千古兴废，往事悠悠。汉唐明几代在塞外屯田不乏一时成功之例，却均属战术成功；耗国力费巨资的军垦几乎都自毁田园生计，最终又铸成战略败笔。古人不知自哀，而今人哀之。戍边不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势必败己害国，这让已有环保意识的今人也不能不反思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