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知名大学校长纵论高校可持续发展
多种评估把大学推向泡沫化
本报记者 李斌
5月4日是北京大学110周岁生日。这天下午,19位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校长围坐在北大一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研讨一个宏大的主题:大学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素以直言著称,他认为这取决于大学能否自主发展。而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在做了10年校长之后,才悟出大学自身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一片喧嚣之中,如何让师生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
大学不是谁的附庸有人把大学当成了工厂车间
不能自主发展的大学能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多大的作用?纪宝成认为“很难”,因为这样的大学连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都成问题。在这位副部级校长看来,大学要争取自主发展,得处理好与市场经济和政府管理的关系,当然,还有其自身的能力建设和道德要求。
市场经济以追求物质利益为动力,但大学的使命与此不同。纪校长说,大学以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进步、追求光明作为自己独特的使命,这就要求大学与社会的现实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种距离问题成了大学发展所面临的一道难题。纪宝成看到,市场经济这把双刃剑,或者积极高调或者潜移默化地向大学理念提出了挑战。“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大学在面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并不都是那么清醒的,或者说存在着缺乏深刻认识的现象。”纪宝成用他那沙哑的嗓音阐述他的判断,“在整个社会热烈地拥抱市场经济的时候,高等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以市场为指挥棒的思潮。”
有人提出,大学办学要围绕着市场来转,甚至认为这是个正确的口号。有人希望高等教育要产业化、市场化,个别人还呼吁中国大学来个私有化运动,彻底实现所谓的转型。纪校长批评这些认识“不顾高等教育本质的属性,不顾大学的天然本职的使命,把大学当成了市场经济的附庸”。
大学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办学,其自主性就有沦为水中月、镜中花的危险,纪宝成说,“一段时期以来,市场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各种各样的渠道向大学渗透,腐蚀大学精神,导致学术造假,喧嚣、浮躁、拜金、急功近利,有些大学教师成了某些市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几乎每所大学都会高调宣称自己的崇高使命,纪宝成担心这些高调“只是一种高调而已”——“如果大学为各种市场利益集团服务,成为各种市场利益的代言人,甚至于大学自身变成一种趋利性的活动、一种盈利性的活动,大学的自主性根本谈不上,大学本身神圣的使命不可能完成。”
正在对大学造成伤害的还有它的管理者:政府。纪宝成说,政府要代表社会公众对大学进行管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需要政府来管理,来管方向、管规格、管标准;也需要学校更好地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使学校自主得到发展。”
但现在的情况让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高兴不起来,因为“政府对大学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依然比较经常、比较普遍,有的人甚至把大学当成了一个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当成了工厂的一个车间来进行指挥,项目思维、工头思维比较严重地渗透到大学的管理当中来。各种工程把大学管得越来越紧,大学成天在各种评估、评审、检查当中过日子,其自主性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
越来越多的评审把大学逐渐推向了泡沫化
纪宝成的发言得到了朱清时的呼应。他和在座的校长们一起分享了他“修炼”10年才领悟到的思想:一所大学要持续发展,一定要在社会关注之下,在各个方面都要评估你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安静,让我们的老师、学生坐下来好好看书、想问题。
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朱清时刚做大学校长时的理解是经费,“一定要有足够多的经费,因为没有钱,什么事都不用谈”。后来,他逐渐领悟到:大学要办好,比经费更重要的就是人才,“一定要有很好的人才”。又过了几年,朱校长明白了一点:大学要发展,除了经费、人才之外还要有硬件设施,比如也要有大楼,也要有各种设备。
直到最近,这位名校校长才突然醒悟:以上那些东西都有了之后还是不行,大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他从一些中国古籍中受到了启发:元代开始建学校,目的就是建一个机构,让孔夫子学派那些人能够不愁衣食,在里边安静读书做学问,这就是中国学校的由来。在几百年前的欧洲也开始有同样的事情。
“10年之间,我们满怀豪情地去争经费、争人才、争硬件,猛然回头一看,一些学校正慢慢地失去它最根本的东西,一些大学校园里的人已经静不下心来读书想问题了。”朱清时说,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大学校长思维上的一个失误。
为什么争经费、争设施、争人才会导致大学静不下心来?朱清时把矛头指向了评估。“我们的经费,包括人才、设施,其来源是从上而下的,这就很容易演变成为行政权力主导。”朱校长说,“对于一个有权给你钱、给你人、给你基础设施的人来讲,他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干得好不好,我给你钱值不值,于是他要评估,要求你有显著的成果,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怎么知道你做得好不好?”
朱清时认为,所有的评审本意都是好的,就是要准确了解学校的真实状况,但最大的误区在于,“没有非常严格地把住学术诚信的底线,于是越来越多的评审就把学校逐渐推向了泡沫化”。
他自认为不是参加评审活动最多的校长,能列出的有17项,包括被评和评估人家的活动。对这样的评审,在座的8位外国校长可能不理解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朱校长告诉他们说:“对于我们每个中国大学校长而言,都是真真实实很重要、很费力气的事情。”
评估如何才能不违本意?朱清时认为,这需要艰苦劳动去发展评估的内涵才行,“但是我们评估这么多,而且要求得这么急、又这么高,显然不是太容易靠真正发展内涵去做到的”。那怎么办呢?朱清时说,于是就有人试探,想用影响评委的办法,或者制造很多数据的办法来获得。“很遗憾,这些做法没有被迅速地制止,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使得这么多评审,其结果可能并没有反映内涵的变化,而成了泡沫。”
大学发展的基本问题是让人安心读书
泡沫之下隐藏着更令人担忧的变化,朱校长说,“大学的心态变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沉住气做学问了”。
最近,朱清时在学校主持了一次副教授的评审,有两个候选人,背景相似:都拿到了中科大的博士学位,一位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另一位留校做博士后。但两人呈报的评审材料差别鲜明。朱清时说,第一个候选人非常拔尖,他在普林斯顿,5年只出了5篇论文。而留校的那位在五年里出了40篇论文,一年8篇,“而这个候选人在学校里,无论试验条件、工作背景都跟普林斯顿那个有明显的差别”。
朱清时声称不是批评任何人,而是自责,“忘了大学最本质的东西是让这些年轻人,就是竞选副教授的人,沉下心来安安静静做学问”。他说:“我们需要的是内涵式发展做出的学问,而不是泡沫。”
如果大学运转到最后,发现师生们都不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就像参评副教授一样,只有一大堆材料,这在朱校长看来,“我们可能做的东西都是虚的”。
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影响下,大学要坚持自己的崇高使命和精神品质,看来还需要纪宝成所强调的,有极强的自制力和自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