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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轶君作客搜狐 |
战地记者直接面对生与死
恐惧与新奇，看似麻木的新闻报道
主持人：上一次对话我们请到社科院中东问题学者殷罡谈到半岛电视台的新闻运作和报道风格、中国与中东与世界的文明对话。我想您在这方面有丰富的体会和故事告诉网友，发言权更大一些。从您02年6月进入加沙开始，这六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你同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女士，是什么样的心态让你坚持在那样陌生的环境下工作的？”现在回头再看，对那段日子的生活工作，有没有新的看法？
周轶君：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那时也是很幸运的，实际上02年之前等于说我的记者生涯没有多长的时间，在加沙等于是我第一次驻外，就到了一个全世界新闻最聚焦的地方。
主持人：如此陌生的环境，直接面对如此复杂凶险的工作环境，第一次听到爆炸声，第一次赶赴爆炸现场，第一次亲眼见到死去的人，你下意识的反应是怎样的？可能出国之前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讲，几乎难以想象那样的场面。
周轶君：对，你问的非常好，让我一下子就能够回忆起我第一次听见的爆炸和我看到的第一具尸体，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刚到加沙不久，那时跟我交接的前任新华社记者还在那边，记得那天是夜里，以色列空袭加沙，当时全城都断电了，一片漆黑。当时他去现场了，我在办公室里，我当时内心感觉非常强烈，就听见爆炸声，你不知道下一个爆炸会在哪里。当时我给那个记者打电话，从电话里听到现场的声音，当时有人呼喊等等，当时我觉得他真勇敢。后来我也习惯了，刚炸完就赶去现场，渐渐的心理适应这个东西了，不会很恐惧。我见到第一具尸体是个被炸死的小孩子，非常非常小，好像5岁吧，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睡着了，第一次面对一个尸体，而且那么小的孩子。我依然记得当时那个大夫，用大手抓着那只已经冰冷的小手的时候，那个对比非常一强烈，很多记者在那儿拍。
我当时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那些记者拍的时候怎么这么麻木呢，每个人都在想我怎么找一个好的角度，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脸上会有悲伤，什么都没有，很普通的拍一些东西，收工，就回家。我当时跟法新社的记者交流，因为我刚到那儿，我说你们怎么这么麻木，他说太正常了，每天都能看到，上午还跟一个12岁的孩子说话，下午他就被打死了，这些太正常了。等我两年下来，我面对这样的事情几乎跟他们的反应也差不多了，但是我心里会知道工作是工作、个人情感是个人情感。
主持人：还记得当时你的那篇报道是怎么写的？
周轶君：那篇报道写的就是我见到的第一具尸体。
主持人：和以后的一些报道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周轶君：对，第一篇报道有很多细节在里面，包括我怎么挤到里面去的，包括那些摄影记者的一些反应，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我之后的一些报道当中，可能不会以这样一种新鲜的眼光看到这个问题，不会想到作为一个记者会感到很惊讶，没有的，之后的报道可能会关注说，这个孩子背后的家庭，他是哪个派别的，比如政治层面的问题了，还有一些大的背景等等，可能最初的新奇感真的没有了。
主持人：后来在你的博客里面也提到，那时自己哭过，好几次都有想放弃的念头？
周轶君：有，前半年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新到一个环境里面，当时我告诉自己为一个梦想去做记者，要在这里坚持下去，那时不缺乏这样的梦想和动力，但是具体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难免有一些挫折感。但是我觉得人总是在这种不断的挫折感当中前进，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并不完全在于你经历过什么事，更重要的是你在经历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的一个反应，这个可能才是铸就了当时你成为什么样子。
主持人：对于当时的报道，国内看国际新闻的人会觉得，每天都是爆炸死亡，新华社的报道起初有五六百字，后来冲突越多了，内容却越少了，有时一两百字的短稿或者一个短短的快讯。除了这种有点看似麻木的心态，实际报道当中，自己会更关注哪个层面的东西？
周轶君：这个确实是很悲哀的事情，你说的很对。我记得我们前任驻巴勒斯坦的记者就说，说巴勒斯坦人不是统计数字，就是当冲突变得很频繁的时候，价值就不高了。但是每次我真正到现场看到的，每个伤亡背后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和绝望，你不在现场无法体验到那样一种感觉。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去报道这样一些看似统计数字一样的这样的一些稿件，但更重要的是说你从这些当中整理出一个趋势，能够看到这些已经让我们麻木的数字背后整个局势的一个走向，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两年经历了中东最复杂的岁月
新华社加沙站当时成唯一外国媒体
主持人：2002年——2004年对于中东来说，可能是中东局势瞬息万变的时刻，对于你和你的前一任驻加沙记者来讲，你们的工作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周轶君：其实我们之前第一任记者去的时候，他是一种开荒式的，因为我们那里根本没有记者站，所以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些非常好的条件，包括在当地建立一些硬件的准备，还有一些人际交往的关系，都是为我们后来者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02年到04年，确实是中东其实挺有趣的这样两年，我回头去看的话，对于巴以关系来讲，02年到04年是冲突最激烈的。我在那里几乎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炸的感觉，几乎是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事情。03年还爆发了伊拉克的战争，整个中东的格局也发生了一个改变。
现在我们到了08年了，回过头去看，巴以正是因为经历了02年到04年激烈的冲突以后，大家重新面对一个局面，就是谁也消灭不了谁，就是说这种暴力冲突等等，大家都发现解决不了问题，要么坐下来谈谈。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就当了一个中间人，希望巴以双方在08年，就是今年的年底之前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和平协议。如果说今年年底之前真的能够做到的话，无疑是巴以关系当中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这样的协议能维持多久就是后话了。对于伊拉克来讲，03年开打，一直冲突没有断过，但是从07年开始一直到08年，我们真的是看到，其实他的治安等等有一些改善，美国还是花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在里面，真的是用重拳压住了哪些反美武装的抵抗，而且情报网络的运作相对来说比之前更有效了。我们就可以看到，新政府也建立起来了，因为他的运作相对来说也变得更有效。在前一段时间，美国的国务卿赖斯访问巴格达的时候，伊拉克的总统塔拉巴尼就说，伊拉克我们的政治春天也到了，而且伊拉克现在也正在面临着改善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他以一个新的国家的身份，以一个民主的身份参与到地区的事务中来，整个中东的格局确实发生着重大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像伊拉克这样的一些事情，回过头来看很有趣是什么？之前整个中东都给大家一种感觉，是封闭的，你是觉得这个里面的人想出来的那种感觉，大家是被囚禁，他是想处理，但是美国人以一种突然的方式把它打开的话，这就像一个大石榴，你以突然的方式把它打开的话，会流出像血一样的东西。
主持人：处境如此陌生艰难，您却用同喜同悲形容与当地人关系。这更多的是记者的本能还是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沟通的结果？当时西方驻中东的记者与你相比，有没有不同？中国记者和欧美记者，谁更容易和当地政要和民众沟通？
周轶君：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记者在驻外的时候，跟西方媒体比的话，其实我觉得并不比他们更弱势，虽然说他们在语言上面可能更占优，但是说西方媒体他们相对来说是一种间接的，因为比如说在加沙的话，他们当时根本没有西方记者驻当地的机构，他们只是说在当地找了一些巴勒斯坦的雇员，完全是让他们去报道的。当时只有新华社，就是我，还有我们之前的一些记者等等，我们在那里是唯一一个住在加沙地带里面的一个外国媒体。我们其实是学阿语的，在语言上也是非常能够跟当地人去融合的。还有在抢新闻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比他们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比他们更早到现场。我以前讲过一次笑话，我有一次正好赶到了爆炸，是以色列空袭炸加沙的邮局，我看到他炸完飞机跑了，后面冒烟，更好赶上了，我拍完了才看到CNN过来。CNN当时有一个口号是“第一个知道”，我看到他们走的时候他才来，我就跟他们调侃，我说你第一个知道，我就说不总是这样。
说跟当地人同喜同悲，我觉得文化差异是有，但是更多的是人性层面的共通。虽然说我们宗教信仰不太一样，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是人的情感在某一个层面上真的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同喜同悲是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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