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国企改制职工安置政策及程序遭质疑

　　《瞭望》文章：职工安置屡被“翻旧账”

　　职工安置政策应从可持续角度出发，不能急功近利地“甩包袱”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丁静

　　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屡屡出现被安置职工再次因“生活无着”，而质疑当时安置政策和程序的情况。

　　原西安蝴蝶手表厂在破产并安置职工两年后，自2007年2月起近千名职工先后多次到西安市、陕西省和中央上访，成为近年来陕西群体上访较多的企业。

　　本刊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政府部门虽“为民谋利”，却难与职工达成和谐：一方面，职工诉求的“长远之利”与政府提供的“眼前之利”之间存在差距，矛盾难以调和；另一方面，职工对企业破产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的一些做法持有异议，而社会变迁、国企改革不同时期政策有差别等原因，也成为企业改制后职工安置屡屡被翻旧账重新质疑的重要原因。

　　被安置职工两年后生活困难

　　原西安蝴蝶手表厂是一家有2481名职工的老国有企业，2001年被宣告政策性破产，2005年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因为没有整体接盘方，几家民营企业购买厂子设备后，安置了300名左右的职工。剩余的2000多名职工中，有400名左右退休或提前退休；其余的被货币安置，职工平均拿到3万元左右，并领取24个月失业保险金。

　　2007年2月前后，失业保险金期满停止发放，再加上物价上涨，不少职工立刻感到生活困难，特别是那种安置时“一人退休、一人货币安置”的家庭。本刊记者了解到，由于退休者每个月有700元养老金，从而使家庭总体收入超过低保标准，导致没有失业的人不仅难找工作，而且不能享受低保，还要自己缴纳每年5000元左右的养老统筹费用，生活捉襟见肘，而这样的家庭有400多户。

　　58岁的职工李西英告诉记者，老伴的安置费用来交养老统筹，一年5000元，3万元只够交6年。他给人看门的收入只能顾自己，家里全靠李西英的退休工资，遇到生病就无从开支。李西英说，手表厂职工大多都是四五十岁的工人，没有其他技术，去打工只能给人干零活、看门、收垃圾，收入微薄。物价上涨后，厂里不少人去菜市场拾菜叶子吃，还有人整个冬天不烧煤，白天就在室外用柴火做饭。

　　企业破产后，原来在家门口上学的部分职工子女被按学区分到郊区上学。如果要上家门口的一所中学，就要每人每年多交一万元的“借读费”。职工们认为，这所中学虽是民办学校，但以前企业没破产时和学校“关系好”，学生都可以就近上学；现在企业破产了，职工就被歧视对待，不公平。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手表厂大部分职工仍住在旧家属区，有的甚至一家四口挤在9平方米的房子内。这些单元楼年久失修，水电设施跑、漏、滴问题严重，经常停水、停电。家属区的路灯晚上10点多就关了，人们感觉出行非常不便。

　　质疑破产安置政策及程序

　　在生活的压力下，手表厂职工2007年2月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光印制的材料就有1米多高。职工认为，政府在企业破产改制前承诺妥善安置职工，但企业破产过程中很多具体政策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使职工陷于被动。

　　原西安蝴蝶手表厂2000年被批准破产改制，为如期完成银行的呆坏账核销，2002年11月，原西安蝴蝶手表厂将破产债权人会议纪要和职工安置方案等提供给西安市中院；并承诺在一年内完成破产企业的资产变现、职工安置工作。在此基础上，西安市中院2002年底裁定企业破产终结。但在职工看来，政策性破产要以职工妥善安置为前提，职工安置工作没有进行完就宣布破产终结，将职工陷入被动。

　　在破产过程中，西安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在2001年元月与原西安蝴蝶手表厂拟订了详细协议，整体接盘后者。并规划在手表厂投资建设西部数码工业园，安置职工近千人，逐步偿还手表厂拖欠职工的统筹金、医疗费等。对此，手表厂职工欢欣鼓舞，认为前途有望。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没有实施。职工认为，手表厂没有被整体接盘从三方面侵害了职工权益：在进行货币安置时，部分不符合条件的职工也被提前退休，这与政策的“自愿”原则不符；当时1000多名“4050”人员本该享受“内退”政策，却被货币化安置，现在无力承担养老统筹、医疗保险等费用；本该就业的1000多名年轻工人被货币化安置，失去职业。

　　职工认为，这套安置办法实施前没有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程序上并不符合规定。并希望政府变通办法，解决因此造成的职工生活困难问题。

　　此外，1998年开始，原西安蝴蝶手表厂1919名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但厂里部分人违反规定，虚报470名职工名额，套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372万元。2001年相关部门虽进行了调查却一直没有公布处理结果，职工怀疑其中另有隐情。

　　安置政策如何“可持续”

　　为什么在一些国有企业破产改制完成几年后，职工开始“翻旧账”？

　　西安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中心副主任李社民认为原因有二：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物价水平的提高使群众的生活成本加大；而日益加大的就业压力则使问题进一步雪上加霜，导致部分改制企业职工生活困难；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造成国有企业破产后原职工心理落差加大；而国企改革不同时期政策的差异，使同一地区不同企业职工之间的待遇形成差距。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加大了破产企业职工问题的解决难度。

　　李社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除安置时必须去除急功近利“甩包袱”思想外，还必须更有预见性，可持续地进行职工安置，否则难免会出现“政府觉得自己已很周到，而职工仍不满意”的情况。

　　此次上访事件即是如此。事实上在群众上访的过程中，西安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西安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原西安蝴蝶手表厂国有资产清算组负责人金辉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先后成立三个工作组，专门研究蝴蝶手表厂的问题。“手表厂2001年宣布破产，按政策职工安置费应是2000年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但考虑到清算、安置工作2005年结束，西安市按照2002年的社会平均工资对职工进行了结算；其次，2001年宣布破产后，2005年企业才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政府等于多为职工缴了4年养老统筹”。

　　今年2月，西安市成立了由副市长牵头的工作组，倾听群众意见，并下发了1000多份调查问卷，调查职工生活困难情况。为解决职工困难，民政部门将手表厂1000多人中的500多人纳入低保；每年春节，有关部门都会对手表厂困难职工进行慰问，今年春节，民政部门对手表厂职工的“访贫问苦”覆盖率更达到90%，对进低保的职工家庭加发一个月低保，未进的发300元慰问金。下一步，西安市政府还将提供120个公益岗位和20个企业岗位供职工应聘。

　　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低保、救助金等方法稳住职工人心；另一方面，职工却认为政府提供的临时性救助措施“治标不治本”。手表厂职工王学哲说，手表厂职工生活困难的核心是自己缴纳养老统筹和难以就业的问题。这两个核心问题不解决，职工长远生计还是没有着落。

　　金辉认为，职工与政府的根本分歧在于，职工希望政府承认企业破产违法，重新安置职工，但根据政策手表厂的破产是合法的；职工提出按2004年工资结算安置费，新建或改造住房等要求政府也很难办到。为了维护稳定，平息职工上访，政府已经“倾其所有”，但职工仍不满足，让政府陷入尴尬。

　　对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认为，从国企改革等社会矛盾来看，因为政府在执行政策前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估计不足；在执行政策中往往“急公好义”不遵循程序，加重了职工的不信任和事后补救的成本；在执行政策后，对待职工上访害怕揭短、态度冷漠，这三种情况是造成干群矛盾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应该反思，在企业破产改制中，如何在法治的前提下，以职工利益为先，办好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