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司法规律的用刑之道

　　“刑罚世轻世重”，刑罚的轻重应当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因罪而宜，这是符合司法规律的用刑之道。从“严打”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国正在实现刑事政策的科学化，这也是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

　　“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司法规律的用刑之道

　　“严打”的发动是有其现实背景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上的犯罪出现高发态势，尤其是一些街头犯罪，结伙成帮，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危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安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1981年中央召开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提出了对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针对“打击不力”，提出的对策是“依法从重从快”。“严打”刑事政策一经确定，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品格随之而被重新塑造。

　　在刑事立法上，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单行刑法的方式对1979年刑法进行重大的修改补充，尤其是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加重了法定刑，并且大量增设死刑，从而为“严打”提供了法律武器。

　　在刑事司法上，“严打”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的主题词，持续时间达20多年之久。在这期间，分为三次全国性的“严打”运动：1983年第一次“严打”、1996年第二次“严打”、2001年第三次“严打”。尽管每次“严打”的打击重点有所不同，但“严打”的基本精神始终如一，主导着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

　　“严打”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它对于压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也确实收到了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打”具有在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合理性。但也不可否定，“严打”的运作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随着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发展，“严打”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凸现。在“严打”中如何处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也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

　　2005年，中央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严打”到宽严相济，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到底如何看待“严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呢？对此，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不能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看做是对“严打”的简单否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当然是对刑事政策的某种调整，它是刑事法对建构和谐社会政治理念的某种回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使我国刑罚向轻缓化发展的趋势性意向，但不能以此为由而对“严打”予以全盘否定，“严打”的是非功过应当放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评判。

　　第二，不能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打”对立起来，把“严打”看做是宽严相济之外的另一种刑事政策。应当把“严打”纳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内考虑，因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包含了对犯罪“宽”与“严”这两种措施，可以说是轻罪政策与重罪政策的统一。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候，对于那些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仍应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包含了“严打”的精神，因而不是对“严打”的简单否定。当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框架中的“严打”与以往的“严打”还是存在重大区别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打”，虽然也强调严厉打击的一面，追求对犯罪的重压态势，但这种刑罚的严厉性以刑罚的确定性为前提，并且不是一味地讲严，而是严中有宽，宽严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严打”的片面与局限，使“严打”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刑罚世轻世重”，刑罚的轻重应当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因罪而宜，这是符合司法规律的用刑之道。从“严打”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国正在实现刑事政策的科学化，这也是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严打”的前世今生，不正是我国刑事法治进步的生动写照吗？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