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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
灾区是一个媒体竞争的战场。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当一位正在赶往现场的记者没能说出他当时的位置离震中有多远时，连线他的电视台主持人脸上露出了难以自持的不悦。没有在现场，甚至不知道自己离现场有多远，这几乎可以视为这位记者的职业污点。相比之下，凤凰卫视的记者何润峰作为第一个进入汶川灾区的香港媒体记者，则极大的享受了“我在现场”的职业荣光。现在，凤凰台的人很骄傲的说：“总理温家宝到的时候，我们也到了。”
但是，如果稍稍回顾一下这10天来的灾区报道，我们不禁要问：报道灾区，仅仅在现场就够了吗？
汶川地震发生后，媒体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投放到了受灾面积最大受灾人口最多的四川省，而实际上，根据最新的报道，甘肃省文县由于离震中仅200公里，地震摧毁了文县11万间房屋。而直到地震7天后，文县才被列为受灾较重地区。
据记者调查，文县灾情之所以被忽视，并非当地政府有意瞒报，而是媒体的忽视导致灾情未能及时传播出去。事实上，灾难发生之后不久，便有关于文县受灾严重、当地政府呼救的报道出来，但却湮没在大量关于都江堰、北川、汶川等重灾区的抗震救灾报道之中。全国大量的救助资金药品食品等涌入四川，却“遗忘”了临近的甘肃省重灾区。文县的例子给了媒体从业者一个教训：你所到的现场，远不是现场的全部，甚至都未必是重要的现场。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媒体承担了传播灾区信息的重要作用。媒体到达了哪个现场，那个现场才可能被报道，被关注，从而政府和社会的救助力量才可能顾及到这个地方。
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现场直播一切”的时代。从CNN的摄像机随着美军的战车同步开进伊拉克境内的那一刻起，观众们便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观看现场直播“真实战争”的机会。同样的，当数千名记者第一时间扑到四川灾区的时候，我们也无可选择的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天灾”的现场直播。这是新闻从业者借助发达的传播手段一次不情愿但又无可回避的机会。作为媒体，将目光和镜头对准什么地方，向什么人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写报道和剪辑镜头的时候如何取舍，都会直接影响后方的人们对灾区情况的了解。
地震后的头几天，充斥各类媒体上的灾区图片，大量的采用死难者遗容遗体特写。更有的电视媒体，为了收视率，不惜打断现场救援工作，为的只是拍下废墟前的镜头。如果媒体在灾区报道上形成恶性竞争，将把媒体推向枉顾新闻伦理底线的险境。拍下真实的死亡照片固然不违背新闻人道的伦理要求，但选取这样的照片放到显著版面，则理应首先考虑对死难者及其家人的尊重，以及是否存在过度渲染死亡的滥用危险。至于为了取镜头便要打断救援工作，可以说既无视新闻伦理，又践踏了不应人为破坏新闻现场的真实报道原则。须知，“残忍的报道现场”并不意味着现场一定如此残忍。
媒体被赋予了话语权力。这种权力来自于报道者和受众之间对于现场信息了解的高度不对称。每一个镜头每一篇报道，都表达着报道者的价值取向和世界观。新闻从业者必须谨慎的使用“我在现场”的权力，来向受众展现一个尽可能完整和客观的灾区情况。
媒体到了现场，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必须善用“我在现场”的权力。我们需要真实报道灾区，但我们拒绝残忍和断章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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