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灾后重建的进行，灾区人民的心理创伤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汶川地震发生后的13天，《法制周报》记者再次进入灾区四川绵阳，对灾区群众的心理问题予以关注。
亲历灾区心理“余震”的治疗现场
⊙《法制周报》特派记者 陈宁一 发自绵阳
5月25日，汶川地震后第13天，绵阳。
这个曾被评为“中国最佳宜居城市”第三名的“富乐之乡”，即使是在白天，城市主干道两边大多商铺都闭门谢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路边、公园里、广场上，成片成排的帐篷蔚为奇观。人们或席地而坐，或就地躺倒。住在绵阳城里几十年的黄大爷对着帐篷感慨，“我从地震那天起就睡外面了，谁还敢在房子里睡啊。”
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灾民安置点，成千上万的灾民正栖息在此。虽然得以幸存，但他们的内心承受着地震带来的煎熬。
我担心余震还会发生
71岁的王明（化名）平躺在正午有些耀眼的阳光中，身上盖着两床绿色的军用棉被。他的右手抓住一个娃娃熊，左手抱着一个电影《长江七号》中的公仔。近乎空洞的眼神，直愣愣的望着天花板。
心理专家何鸣来到他的身旁，蹲下。
“老大爷，你叫什么名字？”
……
“你现在哪里不好？”
……
“我能帮你做什么吗？”
“你是医生吗？帮我开药，我腰椎不好。”王明含糊不清地回答。何鸣不得不俯下身子，试图听得更加清楚。不过很遗憾，仍然需要王明的妻子代为回答。
王明在地震中失去了两个孩子，转移到灾民安置点九洲体育馆后已经不吃不喝地躺了两天，觉也睡不着。
“一喝水就呛出来。”王的妻子说。观察后，何鸣面色沉重，“老人家几天不吃不喝怎么行？先别说精神方面的问题，必须马上送到医院输液维持生命。”
在第二天的心理干预培训课上，谈到因心理问题导致分离性症状时，何鸣说起了这个老人。作为国家卫生部派遣的震后心理干预工作专家组（下称专家组）主要成员的何鸣说：“大灾之后，当务之急的一个任务便是关注受其影响的人们的心理状况。”
5·12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达到62664人，失踪23775人，直接经济损失逾千亿元。在这一连串令人沮丧的数字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即地震灾难给人带来的心理影响。这是让心理专家们一直忧虑的事情。
凭着一双没有手指的双手，李有（化名）硬是从压在身上的小山中爬了出来。“我很恐惧，独自害怕。那座山迎面将我掩埋，每天脑子里无数次重复这个画面。”说话间，他全身发抖。却依然鼓起勇气把痛苦再次说给绵阳市第三医院临床心理科医生金敏听。
“所有人都认为我死了，直到现在我也感觉自己好象死了。”金敏耐心地听他诉说，“我担心余震再次发生。”
倾听之后，金敏说话了：“目前检测信息显示，不会有余震，你是安全的。”随着谈话的深入，李有逐渐向她敞开了心胸。
“你将如何面对这个灾难？”金敏试探性地提问。随后，李有说起了自己的生活，“我虽然是残疾人，但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别人差。正是因为这点连残疾证都没有办。我帮别人放牛为生，一个月能赚几百块钱。十几年了都是这样，依靠自己生活。”
李有逐渐表现出他的自信。金敏看到了希望，不断地告诉李有，他一直是个坚强的人，而且有能力面对灾难和今后的生活。直到最后，李有完全放开了自己。他甚至向金敏提出了几个有关灾民安置点建设的建议。
金敏告诉记者，“李有总是担心余震，而且恐怖的画面不断在其脑海中闪回。经常觉得自己仍然处于灾难之中。必须让他正常化，将外界的信息传达给他，告诉他不会发生余震。让其产生安全感。”她强调，“要挖掘干预对象身上可利用的资源。比如李有是个很要强的人，而且他也确实具备一定能力，作为一个残疾人靠放牛自力更生，这很不简单。把这些告诉他，让他自信并且找到希望。”
心理专家们一致认为，相比成年人，遭受地震灾难的孩子的心理问题则更加严重。
失去妈妈的安安
17岁的安安（化名）来到九洲体育馆后便一直闷闷不乐。(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她总是静静地坐在一角，翻翻书，不和别人说话。
以前的她是个开朗活泼的女孩，直到地震发生之后，生活突然改变，安安在安置点显得很孤独。父亲在医院看护妹妹，弟弟在绵阳市区读书。她的叔叔说，孩子已经两天没吃东西，她吃不下。
记者陪着她出去散步，她答应了，只是话仍然很少。有时候，只有让人尴尬的沉默。慢慢地，记者与她聊起了学校，聊起了朋友。她说，“我喜欢文科，理科成绩都不怎么样。地震的时候，我们班同学都跑出来了，但现在联系不上。”
当说起妈妈的时候，她的眼眶突然红了。安安的妈妈，至今还埋在20多米深的泥石流下。“根本找不到了。”她哭着说。眼泪让人不知所措。
直到心理干预志愿者曾兰的出现，这一切才有所改观。面对新的交流对象，她最初有些抵制，不愿意说话。一个聋哑人有些固执地不断递上盒饭和八宝粥，一遍又一遍地在纸上写下：“不要哭，我们大家都会爱你。”“你吃点饭吧，你不吃我也不吃。”她被对方的诚意打动，吃了一些东西。
随后的事情似乎让人看到了希望。那个下午，安安尽情地哭出了声音，而且吃了点东西。曾兰则牵着她的手，听她诉说。那个下午，安安不断地接触新的事物与朋友。到后来，她逐渐融进了那个集体，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她说，“我想让自己快乐，而且还要帮助别人，让他们也快乐起来。”
有专家表示，有些受灾者并不需要技术层面的干预，更多的是需要安静的倾听，再配合抚摸、握手等肢体语言，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关爱，化解其心中的伤痕。
针对小孩的特点，何鸣向《法制周报》记者介绍，小孩往往是用行为，例如游戏，来表达情绪和想法，成人则用语言。所以心理干预的时候必须使用小孩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与其交流；另外，小孩子在集体活动或玩耍时跟独自一人的时候，情绪是不一样的。
对于孤儿首先要让他们有安全感；其次满足他们爱的需要；再次是归宿的需要，例如跟同龄人交流；再次学会社会规则，例如去学校上学。
针对孩子心理的特殊性，何鸣还向记者举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
一个小女孩，由于接受过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从而引起了诸多关注。官方、民间、媒体开始对她轮番轰炸。小女孩变得烦躁，乱摔东西，挑食，经常发脾气，甚至别人一动她的东西就会引起她的不满。
何鸣表示，她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孩子。真正的关心应该是尽量不再去打扰她，让其回到正常的生活中。过多的关注和刺激让她缺乏安全感，不但对她的恢复无益，反而一番好意却得到不好的结果。
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面对灾民，我们怎么问？这应该是灾难报道中，高悬在每个记者头上的疑问。事实上，很多时候，记者的有些挖掘，往往对灾区群众心灵造成了二次伤害。
到四川采访以来，电视台记者王庆（化名）深感困惑，他遇上了关于职业与道德的矛盾。“记者的工作本来就是要挖掘故事和细节，但这些东西往往又会给灾民带来二次伤害。”王庆在彭州采访时，曾问过一个孩子，“你为什么来这里？”“我们家房子倒了。”男孩反问，你们家房子呢？王答，没倒。
“当时我心里就怪不舒服的，觉得这样太不厚道了。换个角度想想，为什么我家房子就要倒，他家的就不倒呢？”王觉得，“如果是会伤害人的节目，绝对不做。”一直到现在，他的任务依然没能完成。
何鸣与金敏呼吁，记者采访时要尽量避免对采访者造成二次伤害。(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从心理干预的角度来说，“就像一个伤口，你要揭开就必须把它治好。如果不行就不要去揭。”
漫长干预之路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时勘研究员表示，根据国外的大量研究，灾难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通常不会马上表现出来，潜伏期可能长达几个月，如果不能及时进行心理辅导，最后就会成为一种疾病。
有关专家提议在受灾地区建立灾害心理干预基地，组织培训当地专业人才为灾后重建提供长期心理援助。同时，还可以培训志愿者参与到心理干预工作中。
时勘认为，志愿者是自发组织抗震救灾的民间力量。他们充满热情，但可能存在计划不周、后勤不足等问题，易引发挫败感，进而造成情绪枯竭。工作中应该注意与指挥总部沟通，避免单独、盲目行动；遇到与同事们在工作中出现矛盾和冲突时，要更多地从正面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
据了解，灾后心理状态可分为三个状态，一是应激阶段，包括灾难发生和之后很短时间，此时心理问题尚不明显；二是灾后阶段，一般是从灾后几天到几周内。基本生存问题解决后，人们会关注自己的境遇。如果没有及时的心理干预，人们很快就会有强烈的失落感，导致焦虑、抑郁与绝望；三是恢复和重建阶段，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这是一个关键时期，必须要长时间、持续性地进行心理干预，保证其不产生心理疾病。
随着绵阳市九洲体育馆的受灾群众被陆续送走，很多正在进行的心理干预不得不中断。“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些人们的未来。能否继续接受相应的心理干预，这对他们至关重要。”一位心理专家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
5月25日，下午4时。四川青川发生6.4级余震。四川地区震感强烈。地震的瞬间，人们仓皇涌上大街。一个小男孩疯狂地从记者乘坐的车前横过马路，恐慌的情绪一瞬间泛滥于这个表面平静的城市各处。
十几秒钟之后，余震逐渐平息。城外，公路两旁的成片农田里，农民插秧正忙。他们弯下腰，种下一抹绿色，他们弯下腰，种下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