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在四川绵阳市南河体育场新建的涪城爱心帐篷学校里,心理辅导老师洪刚(左)正在为该校5年级2班的受灾学生周小龙进行心理辅导。中新社发赵振清 摄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方新,中国心理学界危机和灾难心理救援项目组成员,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是中国行为治疗、心理创伤治疗、催眠治疗方面的专家。
5月17日,方新随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副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申继亮教授率领的心理援助团,赴灾区进行为期7天的心理援助。
她的感言是,同那种巨大的创伤相比,不管我们怎么做,都太微弱了
这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大家都已经有点烦他、疏远他。我只是走过去拥抱了他一下,就因为这个拥抱——大家愿意亲近他、接受他了。
更巧的是这拥抱的一刻被另一个拿相机的孩子拍了下来,拍照的孩子也是从灾区逃出来的。志愿者在教他用相机四处拍照,帮助他找回自信心和控制感。
这张照片我备加珍惜,我把它发给在后方支持我的同事们。他们说,这一刻,我不是专家,我更像是一个母亲,在拥抱自己的孩子。
我每天都要对很多的人说,“你很正常” 我们的第一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那里安置了两百多名从灾区逃出来的孩子,还安排了两百多名“生活老师”,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帮助。
这些“生活老师”,其实也不过十七八岁,他们要给这些十四五岁的灾区孩子们当“爸爸妈妈”。他们自己也都是孩子,但是他们本人,却没有人来给他们爱。这些人如果没有人来做心理关怀,心也会枯竭。
我们迅速把这些“生活老师”组织起来,成立了20个小组,让他们互相交流沟通。
一个看起来小小的“生活老师”对我说:“我也觉得我有毛病了,我老感觉大地在抖。我在床上,感觉床在抖。我在凳子上,觉得凳子在抖。我只好在面前放一杯水,感觉大地在抖的时候,就看看那杯水,到底有没有抖。我会自责,我是一个大小伙子,怎么这么神经质?”
我鼓励他,这是人在非正常环境中的正常反应,是你的智慧的表现。我还问周围的孩子们,你们觉得他聪明吗?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在灾区,我每天都要对很多的人说,“你很正常”,“这是正常的反应”。
上完课之后,他们更有信心了。
别让孩子再次受到伤害 我左手抱一个孩子,右手抱一个孩子,孩子在我怀里大哭,我就是他们的妈妈。
媒体在我身后拍照,我用我的背挡住,不让记者拍到孩子们的脸。有记者拿着相机钻到前面,从我的胳膊底下拍孩子哭泣的脸。后面有记者骂他:“你讲点道德好不好,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有攻击性的,会伤害到孩子。”我抱着孩子们,特别感谢说这句话的记者。我遇到的媒体,99%是非常善良的,他们自律着,一边流泪一边记录。
志愿者们在给孩子们做群体性辅导,有个别的小孩子不停地哭泣。不能做团体的,就会送到我这里来个别辅导。
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一直哭个不停。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没有了,是他哥哥拖着他逃出来的。他跟我说当时的情况,我就安静地听着,能感觉到,他很喜欢在我这里呆着。小孩子会寻找母性,他这时候需要安全和保护。他不多说,我也不会多问下去。
有人告诉我们,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被媒体采访,很多人在采访中受伤了,他们需要保护。随行的基础教育司的领导们马上发文,说要将学校保护起来,接受媒体采访要有管理,不能让孩子重复地接受媒体的采访,受到次生伤害。
没有男人女人,北川人北京人,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只有人性中最真的东西 在灾区,让我哭得最厉害的两次,一次是在帐篷学校的复课典礼上,另一次是给老师做哀伤辅导。
在绵阳,离九州体育馆不远处,两座帐篷学校搭起来了,帐篷中间还竖起一面国旗。
5月19日,正好是全国哀悼日,14点20分,校长向孩子们宣布要复课了。基础教育司的姜司长本来不想出面说话,我说:“您是中央派来的看望孩子们的领导,您一定要讲话,让孩子们知道您是中央来的,孩子们是有人管的,是安全的。”他讲话后,孩子们看起来很受鼓舞。
哀悼日那一刻,我站在国旗底下,哭得稀里哗啦的,所有人都在哭,台上的领导、台下的孩子、周围的记者。这个时候,人们需要的是宣泄,把自己的情感尽情地释放出来。
此夜,在绵阳中学,天做被,地做席,看着星星,我跟绵阳外国语学校的一位老师聊起了教育,聊这场灾难中的人性,我被这些老师们感动了。
全国的心理学专家很少,不可能给每个孩子去做援助,一定要分级,进行金字塔式的分层培训。专家只能做老师、志愿者的辅导,给大家一套心理援助的方案,再让他们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北川的老师们让我特别感动,很多老师在地震中失去了家人,但他们知道,老师在此刻对于孩子们是多么重要——很多孩子还找不到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只要有老师在,孩子们就会感觉到安全。
老师们自己的伤口还在流血,却没有时间躲到一边去舔。
我对他们做哀伤辅导,大家抱在一起哭,那时没有男人、女人;没有北川人、北京人;没有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只有人,只有人性中最真的东西存在。
晚上,我们住在帐篷里面。我不用考虑带什么首饰,换什么衣服。什么都不用,一种简单的、原始的生活,恨不得脸都不洗。
我不知道自己能起多大的作用。同那种巨大的创伤相比,不管我们怎么做,都太微弱了。我是学心理创伤专业的,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能做多少就应该去做多少,否则人就会认为自己太无助、太无能,会有枯竭感。
你却没有那么多精力陪伴那么多孩子 绵阳帐篷学校里,我们是最早一批进驻的心理援助专家。人们都觉得很新奇,帐篷里面充满了热情,受灾群众、媒体朋友挤满了帐篷。专家和志愿者们几乎挤不下脚了,只好不停地喊话,叫人们散去,给孩子们留一点空间。
孩子们是那么可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伤与惊恐。但你会觉得,你自己的力量是多么弱小。如果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援助,那该多好。
你却没有那么多精力陪伴那么多孩子 。
大多数孩子心理都是正常的。我们让大家一起游戏,两个人先互相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喜欢的游戏是什么,让这两人交好朋友。这两个好朋友再去找另外两个好朋友互相交谈介绍,大家慢慢地融合成一个大集体。我们努力让孩子们有一个身份再认同的过程。让他知道:我以前是北川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现在,我是九州帐篷小学三年级一班学生。这样一种身份再认同,会增加他们的安全感。
两个小时的培训,所有的人都在高温下的帐篷里,孩子们也满头大汗,但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活动结束时,孩子们背着新书包,有了新课本,三三两两,手牵着手,成群结队地走出帐篷——那种放学回家的感觉,仿佛这场灾难已经远离。
孩子们经过这场灾难,还处在一个原始的状态,并不能开展高层的认知活动,因此我们建议帐篷学校尽量开展一些音乐课、体育课、手工课。
教育部还为90万中小学生印发一份心理自助的小册子,这是北师大的老师们在北京做的。我们前线的专家也不断地往后方反馈,小册子句子不能太长,要符合儿童在那种特殊时期的阅读习惯。很快,手册的定稿就传回成都并印刷出来。第三天,我们去另外一所帐篷小学,看到小册子已经发到孩子们手中,政府此时的行动速度让我们感动。
在灾区工作,一个独特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处在极度焦虑的状态,所有的情况你都不可能弄得太清楚。你去了之后才会发现,事情有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也有可能不是别人告诉你的那样。(方新口述/杨龙整理)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