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利益最大化
为有公益意识、有能力的人群和机构建立起专业化、可持续化的社会公益机制，才能使弱势儿童的利益最大化。
张晓洁/文
5月14日，中国人寿董事长杨超在灾区做出承诺：中国人寿“国寿基金会”将全面承担这些孤儿成长至18周岁的基本生活保障。
看起来孤儿们完全可以找到好归宿，但是“这些登记并不直接与灾后收养工作挂钩”，民政部的负责人5月20日公布，目前确认的地震孤儿只有70名，暂时安置在重庆、成都等周边的福利院中。四川省民政厅的负责人表示，孤儿收养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一时的热情过后，二次遗弃将给孤儿带来更多的创伤。
国家经济的繁荣使得企业和社会更加慷慨，大量的私有慈善机构和企业基金会踊跃创办。中国人寿相关人士表示，中国的大企业已经意识到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要借鉴国际经验把捐赠和慈善活动长期进行下去。“国寿慈善基金”2007年6月成立，启动资金5000万元，理事会由董事长杨超、副董事长万峰以及其他高管组成，在股东大会授权下可以决定慈善和捐赠的项目，正是这种企业基金会机制才使得人寿第一个做出救助孤儿的承诺。基金会人士表示这个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比照唐山大地震孤儿在遇难人数中的比例，国寿基金预估的汶川孤儿的总数是公司可以承受的。
不过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寿也无法发布救助孤儿的具体计划。负责人中国人寿公益事业处经理张晓毅表示，最大的困难在于政策规定，民政部进行孤儿身份确认、收养人选择、与孤儿配对，再进入公示，完成收养都需要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限，具体的救助方案也要由政府部门决定。事实上，中国很缺乏集结社会力量救助受灾者的经验，相关的社会机构和机制也并不完善。
包括中兴通讯等企业都在这次灾难后开始着手成立企业慈善基金，但是如何使基金持续运营并效用最大化仍然是企业的难题。比如这次孤儿救助中更关键的问题是，企业和机构对所服务的弱势儿童能否长久热忱不减? 目前稳定的社会志愿服务团队和专业人士都供应不足，如何有计划地对孤儿和抚养家庭进行辅导？谁来关注他们的就学、就业甚至个人的生涯规划？
“特大地震后，中国社会工作体系面临相当程度的冲击和挑战，灾后工作是一条漫漫长路，毕竟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一位研究“灾变社会”的学者表示，中国必须摸索和汲取国外经验，把机动性的救助变成有计划又有针对性的服务儿童的机构联盟，“政府应该扮演的是主导服务资源的调查与协调的角色”。为有公益意识和有能力的人群建立起更加专业化、良性化、可持续化的社会公益机制，才能使弱势儿童的利益最大化。
卡特琳娜飓风袭击美国后，美国志愿者组织新奥尔良州的主席Jim LeBlanc感激他们在逃难中受到其他州志愿者的无私帮助。现在他们的组织在重建家园中发挥了作用，为灾后的孤儿找到抚养家庭就是志愿者的一个工作项目，并有基金对此每年赞助数10万美元。美国约有40%的成年人有收养的考虑，同时他们的合作伙伴“Wendy’s Wonderful Kids”(儿童收养基金)登记了12.6万的美国孤儿，其中包括455名新奥尔良受灾儿童，而拥有丰富经验的志愿者们是帮助家庭配对的最佳人选。
2007年美国的社会公益组织数量超过了148万个，人们基于对上帝的信仰致力于社会救助，公益机构为他们提供渠道和必要的培训，大量的企业和私人捐赠使社会服务持续发展。同样，新西兰、加拿大的公民也都通过社会组织承担了48%和31%的志愿活动。政府显然对社会千差万别的需求无法面面俱到，所以更需要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人和企业变成持续的社会公益力量，通过协调社会资源以达到效用最大化。
台湾9.21地震之后，社会诸多机构开始摸索灾后重建以及对134个地震孤儿的抚养与输送方案。参与灾后儿童服务的相关机构达到23个，台湾当局委托儿童福利联盟从机动性地对孤儿提供创伤辅导等服务，到有计划地针对孤儿及抚养家庭定期家访和辅导、举办喘息活动等，并且为投入灾后重建的工作者进行教育训练、设立压力舒解课程等等。之后还定期调查相关的抚养家庭、机构的生活照顾现况和相关需求，机构之间也通过策略联盟建立起弹性的合作机制。
现在，对于中国弱势儿童的关爱需要把救助者的一时热情与长期稳定的机制结合起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笔捐赠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关注捐赠资金的用途去向，这体现了企业“把好事做好”的心态。但企业毕竟不是专业的慈善机构，这时就需要广大社会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的参与和监督，一个运转良好的公益机制无疑能够使他们都更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肯定也比一次性的社会动员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