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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红十字会救助四川地震灾区捐款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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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80多岁的夫妇亲自来现场捐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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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震后的第一时间里，红十字会从备灾仓库里调出了所有的帐篷发到灾区 |
红十字会 在大灾中成长
SARS之后国家开始重视救灾机制和预警机制的建设，而建设成果无疑正在此次地震中接受检验。
龚选博/文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下简称红会）所募集的捐款数额每天都在创纪录，巨款经常伴随风波，前段时间的“网易终止合作风波”就是例子。网易宣布5月14日22时停止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宣传合作，同时通过网易在线捐赠系统捐赠的受赠方改为廖冰兄人文基金管委会。后经红会解释，此次网易的操作方法是先将捐款汇集到网易账户，然后再集中给红会。
网易此前在线捐赠的依据，是红会5月13日向网易发去的“关于诚请播发中国红十字会地震呼吁的函”。红会工作人员表示，发布呼吁书只属于一种信息发布，谈不上网上募捐的授权。5月16日，网易公司已经在线募捐的款项114万多元送到红会。按照捐款程序，红会给网易公司开具了发票，然后在打印出来的网友名单上逐一盖上公章。
5月20日，红会宣传处夏洪艳再次重申：“我们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网站、机构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名义进行网上募捐，网易也没有获得任何授权。”为了让信息更加公开透明，除了每日对募款数额、如何使用等信息及时发布外，从这天开始国家审计部门也已经有相关人士进驻，与红会一起工作。
善款的有效使用始终是公益组织最敏感的话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言人兼应急工作办公室主任王平说，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救助工作的社会团体，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其工资由同级财政部门拨付，不在募捐款中列支人员经费。1993年10月3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规定，红十字会运作经费的主要来源：红十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人民政府的拨款。此外，地方红十字会可能还会有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收入，基层红十字会所在单位的资助等。
关于“募捐款扣除比例”的争议是目前围绕红会的焦点。各类公益组织在执行任何项目中，都客观存在着项目支持费（也叫项目管理费），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比如把一批捐赠物资发运到灾区，就需要有车来运，有人进行发放，还需要有人监督这一过程。红十字运动是目前在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性组织，现有186个成员国。2003年联合会第14届大会时，确定项目支持费不高于6.5%，王平强调“这是一个国际性惯例。如果没有这种规定的话，配套支持这种项目行政费用很高，整个的资金的使用效率就会很低。”
中国红十字总会已经向社会做出郑重承诺，此次红会所接收的“5·12”地震募捐款物，将全部用于抗震救灾工作，与抗震救灾无关的费用不在地震募捐款中列支，“不存在扣除比例的问题”。5月18日，红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红十字会也要及时发布募捐款的使用情况，接受政府、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正如红会项目办公室主任杨绪生所说，捐款的透明性是红会的一条“高压线”。另一位红会工作人员也跟记者说：“平时我们领一只笔、发一个快件都要写清楚用途，加班没有加班费，志愿者也全是无偿的。平时每一笔捐款都会要求捐助者写明捐款意向，如果红会感觉无法实现或捐助条件过于苛刻，就不会接受。”采访当天，陆虎传真过来“捐赠”意向，提出可以将9辆越野车借给灾区救援使用，半年之后归还。王平认为灾区急需车辆，初步同意，但紧接着工作人员接到陆虎的具体条件，要在车身上加印很多标语口号，而且“听起来很做秀和肉麻”，当时现场很多人听到标语内容时都忍不住笑了，王平当即表示如果借用条件难以实现就算了。截至记者发稿时，该借用项目还未最后敲定。
常规上红会至少会接受4个方面的监督：一是多个国际组织、国际舆论；二是国内各个组织和舆论界；三是审计署的审计，每次大灾后的捐款审计署都有专项审计；此外还有年底的常规审计。现在捐赠的资金和物资正在陆续运往灾区，只是震灾救助工作是“难以想象的复杂”，很多捐赠都要根据国家和地方部门的整体进度来协调进行。
不过红会有很多合作单位，他们实质上跟红十字会是两码事。红会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有影响力，但在很多省市则并非如此，影响力和专业程度都受到条件限制。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工作人员都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享受公务员福利待遇，也有更多机会接受训练和管理。而在很多地方的红十字会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这些都导致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
从应急机制开始
专访红会应急工作办公室主任王平
30+：红会有怎样的物资储备？第一时间里是如何调动这些资源的？
王：中国红会有6个区域性的备灾仓库，15个省级红会也有他们的备灾仓库，还有市县级红会也有备灾仓库，初步形成了一个网络。虽然还不够完整，但至少红会的备灾网络目前在整个国家备灾体系里算比较完整的一个。6个区域性的备灾仓库大部分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其他国家红会援建的。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在省、市、县各级红会都有自己的备灾仓库，让它更完整，不过这需要时间。
地震时我正在南京做培训，手机静音。收到第一个短信是15：12，四川红会发给我的：“成都地震了，办公楼已经被撕裂了，所有的电话都不通。”另外还收到国际红十字会灾害评估小组一个成员的短信，他告诉我四川地震。我感觉到这次灾害非常严重，在南京就开始用电话安排赈灾的事。中国红会的第一反应是，5月12号当天就从备灾仓库里调帐篷、棉被，14号到达灾区，这是第一批到达灾区的物资。后续工作要跟其他部门沟通，比如民政部、卫生部等。后来湖南省红会给我短信，说他们会长当时就带队下去了，13日上午他们给四川红会汇集了10万元紧急救灾款。虽然总会还没有安排，但各地分会已经有行动了。
红会的指挥部已经在15日搬过去了，我这边算后方协调，但是下一步肯定工作量很大，铺天盖地的东西要运到机场和火车站，那边根本处理不过来，我们还会持续有人到救灾前线去。
30+：现在还是从救灾仓库调集物资吗？
王：不，现在库里都调没了，我们本来都是为常年准备的。现在只能是厂家采购，另外我现在希望呼吁国际上可以运大量帐篷进来。来自国际的援助非常积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5月14日发出国际呼吁，希望在一年时间内募集到2000万瑞士法郎（合1.3亿元人民币），没想到一天就全部募齐了。我们马上要发第二次呼吁，估计也会很快就满的，后面还会有大量的国际上的资金外援进来。
30+：请问怎样得到充足信息来决定是几级响应？
王：响应措施分为4级，1级最高，4级最基础。地震只需要两个指标：震级和伤亡人数，然后就可以决定它的级别了。这次明显是巨灾，我们以前也没碰到过，肯定是一级响应。根据灾情评估，先调物资，同时派出救灾工作组到一线，因为需要客观的信息。最开始并不需要非常确切的数字，有时候民政响应的级别比我们高，因为红会更多地关注人，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核心，农田毁坏、倒塌房屋等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如果没有人员伤亡，我们就不会把它定太高的级别。
红会信息与民政部共享，有固定的信息平台，民政部下面有报灾员，有基层组织，在民政那里有个国家减灾委员会，一共有34个成员单位，红会是其中之一，成员单位信息都共享，平时也是如此。这一次整个信息是比较公开的，你看到的新闻跟我们拿到的基本上同步，我们内部也没有特殊信息。地方给我们报灾情时，所有信息必须要求有出处，如果是从民政部门来，要附民政的文字性资料，如果是媒体，就要详细的媒体出处。如果媒体和民政部门的信息有冲突，我们是以民政为准。我们现在只有接受捐赠的信息，是汇总全国的。对于灾情我们没有权力发布，我们只可以核实，这是作为救灾的依据。
30+：在紧急救灾之后，接下来要投入的工作都有哪些？
王：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心理救助，还是以人为核心，今年预算里面已经有灾后心理支持的培训了。接下来帐篷、饮用水、厕所、遗体处理等等都会逐步展开。我们从日本刚进口了一批药品，喷到遗体上面能撑三五天不会腐烂，这样可以缓解一下。再往后就是灾后重建，我个人觉得至少5年，甚至10年。道路等基础设施、学校、卫生院等等，红会后面都要长期做这些工作，国家会有统一的时间安排。■
救灾最需要稳定和有序
专访红会项目办公室主任、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杨绪生
采访时，杨绪生正在仔细阅读德国红十字会支援的野外医院设计图，一个德国大使馆的确认电话之后，事情才落实下来。杨绪生松了一口气，开始了跟记者的对话。
30+：请您介绍一下这个野外医院。
杨：这次德国援助的野外医院在国际上经常使用，在我国是第一次引进。运来的时候就是箱子，有点像变形金刚，一拆开就有床、桌子、手术台等医院应有的全部设备，包括120张床位。这个医院属于“紧急救灾系统”，救灾应急情况下需要的简单手术台、医疗器械、化验用具等东西全都有，还有通信室、行政室、实验室、诊断室、医疗室、手术室、灯具、药房、X光等等上千种用品，甚至有医疗废物处理区和发电机。它独立完整，在荒郊野外都可以运转，只要有水就行，价值最少要以百万美元来计算。这个医院来了以后，随行的国外医务人员会马上开始救治，同时会对当地医生进行培训，之后全部设备和技术都留给当地，这个医院可以长期使用。
30+：这种国际合作是否有相应的机制？
杨：红十字会系统一直都具备国际性大型救灾的合作机制。在这次捐助中，德方属于PNS （Participating Nation System，即参与国红会），中国是ONS（Operating Nation System,即运作国，也称执行国红会）。在捐赠时，一般都不愿意强调“我是德国人”或者“我是捐赠者”的身份，双方是合作关系，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援助。
不同国家有不同“紧急救灾系统”，但世界上只有大约10个国家能够提供，例如日本、美国、挪威、比利时、荷兰、丹麦等。“紧急救灾系统”还分很多种，比如净水系统，只需要几秒钟，就把很脏的水净化为饮用水，同时可以按照国际标准每天每人的用水量计算，调节1小时产生净水2吨、5吨、10吨等等，完全按需求来调节。还有通信救灾系统，一辆车过去可以带着所有设备把通信给恢复了。这些国际红会都可以做，不过根据这次灾情，我们只请求提供野外的医院，也不排除以后要净水系统等等。
我在国际红会干过4年，在中国红会也工作了20多年，像这么大的地震很少见，是立体式的瘫痪。大家四面八方都想进去，但问题是怎么协调，这一点往往一般人理解不了，现在最需要稳定和有序，有序还更重要一些。
30+：大家都很关心所有援助是否能有效到达灾区和灾民手里？
杨：如果大家清楚救灾过程的复杂程度，就能理解救援工作了。有人认为捐了那么多钱和物资，为什么不运进去？这是正常情况下的逻辑，却不适用于现在非同寻常的情况。大灾到来时经常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有东西也运不进去，就算运到成都也无法一下子分发下去，这需要时间和大量后勤工作。你可能想直接把钱给哪个学校，哪个学生，这暂时也很难做到。
有人进而会质疑捐款的透明度，质疑捐款是否能真正到达灾民手里，其实这也是红会的一道高压线，是铁的规定。现在千头万绪、四面八方的援助最后都汇集到红会这个点上，但我们使用捐款的时候，必须跟灾区需要和国家统一部署保持密切协调，有序进行。希望社会理解，这也是一种支持。至于后续工作比如重建等等，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的重建到现在才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人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30+：地方各级红会是否有相应的应急机制？他们跟总会怎么协调？
杨：红会是人道救助团体，总会、省会、地市都有相应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情况该做出什么反应，事先都很清楚。目前我们有一个11人的小组在前线协助四川省分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总会派工作队跟地方分会一起救灾，也说明了这次灾害的严重性。
这次救灾工作同时也提高了红会的应急能力，比如反应快，最快也就如此了，在国际上也绝对是领先的。还有就是救灾体系和预警体系已经比过去提高很多，2003年的SARS是个分水岭，之后国家出台好几个决议，迅速加强这方面建设。动员力非常惊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样广泛、积极的动员。另外，这次信息的透明度也很高，对媒体和公众比较开放，与国际通报灾情的系统也开放透明，因此国际援助的资金和物资都非常积极。这些都说明红会的专业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正在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