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NGO的生长与艰难突破
——来自四川灾区的调查
■本报记者 谢宝康
“谢谢你了，你们是志愿者吗？”5月25日，在汶川和理县交界处、号称藏族第一寨的甘堡村，一位藏族村民拉住记者的手说。
其时，我们刚下车，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做，尽管临走时我们把随车带的一些自用的牛奶和零食送给孩子们，但是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听到村民这样的反应，着实令记者惊诧。
事实上，在震区10天的采访中，我们听到灾民说得最多的“关键词”，除了“政府”、“解放军”，就是“志愿者”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事务由政府主导的国度，在这次大地震中，“志愿者”这个词汇给人强烈的印象。
志愿者：热血与现实
“哪怕能救出一个人，这一辈子也值了。”来自北京的志愿者大头在飞机上对伙伴们说。
5月17日，记者从北京飞往成都的空中，结识了一群通过网络自发组织起来的志愿者。他们来自北京、天津、大连、山东、河北等地，有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的刚辞去工作，甚至还有一位现役军人，请探亲假后，自己悄悄加入了这个“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的网络群体，自购机票，飞往成都。几位有经验的人，携带了各种野外救生工具，准备了药品和食品，“除了自用，也可捐给灾区”。
“我们上当了！”当天晚上，记者接到他们临时的头儿，一位北京白领女士打来的电话。记者赶到他们的驻地，与成都方面接应他们的人接触后得知，在物资捐助和救灾活动安排上，双方发生了分歧。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我们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另一位北京来的志愿者事后对记者说：“但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哪里最需要志愿者？我们能为灾区做什么？”
在这群热血青年到达成都时，已经是震后第五天。四川电视台当晚的字幕信息表明，仅成都一地，志愿者就已经有5万多人。由于没有及时有效地与当地救灾组织沟通，这支从北京来的队伍很快支离破碎，开始分化成若干个人和群体的小组织，散落在成都、绵阳、什邡等地。
在成都，几位志愿者终于在红十字会的物资转运中心找到搬运物资的活干，“心里总算有点感觉了。”
在绵阳长虹厂接待北川中学学生的安置点，志愿者们尝试去找一些事情做。“我们全厂的职工都组织起来了，对不起，暂时不能接待你们。”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在中国找不到组织，真是寸步难行啊。”牵头的那位北京白领志愿者对记者说。这位在飞机上曾经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甚至在第三天就飞回了北京。
草根NGO：大灾就是成长的机会
在这次赈灾活动中，关于志愿者，记者也听说另外一些故事。5月13日，也就是震后第二天，草根NGO根与芽代表、心露基金会代表、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代表、石敢当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在共青团四川省委办公室，就已经讨论民间团体和个人如何参与救助灾区的行动方案了。
当天，一个NGO的联盟组织——“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宣告成立，首批30家NGO正式联盟。NGO川办是这次抗震救灾中出现的最大的国内草根NGO联盟。
这个联盟相比原先各自为战的众多NGO组织而言要专业很多，他们甚至还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发言人是张璐。据他介绍，该联盟成立当天，办公室就有专职人员16人、本地志愿者团队30人左右、外地志愿者8人，可调配救灾物资转运车辆30辆到35辆。
“NGO川办这次发挥的作用很大，联盟的意义非常值得纪念。”广东的NGO——广东狮子会总监刘小刚这样评价说。
“在去之前，我们就确立了两个方向，其中之一就是要和当地的NGO组织合作，因为合作救援的效果会更明显、更有针对性。”刘小刚说。后来，来自广东狮子会的价值千万元的捐赠善款及物资，都是通过NGO川办负责输送或通过他们的车辆直接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事实上，在四川灾区，数量庞大的志愿者、NGO、国际救援队伍，从各个方向汇聚灾区，透过民间渠道动员的救济资金和物资也已达不容小视的比例。
正如这场灾难不期而至一样，成都也意想不到地成了中国NGO大检阅的场地。NGO川办联盟的新闻发言人张璐认为，成都今后可能会成为中国NGO后续发展的中心，成为国内未来NGO最活跃的集散地。
“这次地震，表现最突出的是政府的行动力、反应速度，台湾没法比。更让我们吃惊的是这边的志愿者也非常快地投入进来。”5月21日，来自台湾的陈嘉隆在成都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他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中区协会的会长，这次带领69人的会员在青川木鱼镇救灾。“很遗憾，我们没有救出人员，但救出了两个被困的小动物。”他对记者说．
基金会：“一竿子插下去，并插到底”
人算不如天算。
早在一两个月前，卢德之就计划好了：5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华民慈善基金会的成立大会。然而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了。有人提出活动还搞不搞？
“搞，一定要搞。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基金会发挥作用的时候。”5月21日晚，记者在成都见到卢德之博士时，他给记者讲述了他们在这次赈灾前后思想和行动。
5月20日，这家经国务院批准、由民政部主管的国内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同时宣布立即向四川灾区捐款三千万元人民币。
华民慈善基金会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注册，由国家民政部主管。基金会首期资金两亿元，主要出资人是卢德之博士、李光荣博士和特华投资控股公司。
华民慈善基金会成立的第二天，理事长卢德之就飞到成都，从双流机场直接赶到都江堰聚源中学现场。
“明天我们就与德阳市政府签订捐赠援建协议”，尽管带着当天在现场感受到的震惊和痛心，记者深夜见到卢德之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他的决心。
在基金会宣布成立的同时，也已经决定，向德阳市捐款2000万元，分别捐赠修建绵竹市九龙学校900万元、什邡市蓥华学校900万元和什邡市洛水镇敬老院200万元。
“不冠名，什么都不要”，卢德之对正在起草协议的工作人员说：“做事情就是要纯粹，不图名，不图任何功利，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慈善了。”
“我们做事注重体现两个理念：一是直接性。就是和受助者直接接触，并对慈善项目实行全程监控，一竿子插下去，并插到底。凡是援建的项目，我们都和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双方共同监管银行账户，每个项目我们都要派出督察专员，监督规划、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各个环节，保证学校的质量，还不能拖欠施工队的工钱；二是非功利性。基金会在灾区的捐助项目中，不谋求任何名利，既不要学校命名，更不会要求任何形式的感激与回报，只求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项目做好。”
说着，卢德之从行李箱里取出一个基金会的文件夹：“这是我们刚印制的。”记者看见封面上有一句卢德之签名的手写体文字：“把最好的事情做到最好！”
公信力：政府、NGO、志愿者的碰撞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慈善基金会，所以就没有必要把钱捐给政府部门或者当地救灾组织了。我们要亲历亲为，直接面对援助项目。”一家基金会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他没有说，但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民间机构对官方某些部门和机构的做法缺乏必要的信任度。
事实上，在这次全民捐赠活动中，许多公民个人也有类似的疑问。“我捐出的钱和物，到底最后能否发放到最需要的灾民手中？”
在灾区，由于帐篷紧缺，关于帐篷发放中的弊端也不时地从灾民那里听到。
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受灾的地方和部门在感谢外界对灾区支援的同时，希望把捐款统一放到政府财政局或部门设立的统一账户上。
四川某机构在听说基金会的捐赠要直接面对学校项目，明显表示出兴趣不大。甚至推脱说，现在领导都在忙着救灾，没有时间接待。
“北川中学、聚源中学什么的，你就别考虑了。”最初的几天，记者接到多家基金会和企业的电话，说他们有意定向援建一所学校，但似乎有些揣着钱不知往哪里找项目的味道。
亲历亲为的还有大牌明星李连杰。在募集善款物资达到4300多万元时， 5月17日李亲自率队赶赴成都，第二天跟着自己的物资车队一同前往什邡、绵竹等重灾区，监督和参与物资发放。
5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5·12四川地震赈灾指挥部（临时）”在成都成立。这是壹基金首次成立实体进行自然灾难救助，标志着壹基金此次四川地震的赈灾工作已经从最初的紧急救助阶段转入到长期持续的灾后重建阶段。
在介绍成立临时赈灾指挥部的原因时，李连杰说：“这是一个持久战，灾区的重建工作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他说，成立赈灾指挥部就是为了开展长期持续的灾后重建工作，目前，壹基金赈灾指挥部（临时）已经构建起三个小组：统筹组、物资运输组和外联组。截止到5月21日，壹基金已筹集善款5654．57万元人民币，有超过66万人次参与捐款。
NGO：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必修课
此次赈灾，中国NGO的表现，也引起海外媒体的注意。《金融时报》就撰文说，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生力量，是一种突破。
分析人士认为，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成为抗震救灾的新模式，亦可为中国转型期社会治理改革探出一条新路子。中国要走好市场经济这条路，就必须完善相应的配套要素建设，除了市场要素外，一些重要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的民间组织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应有的基本要素。
1830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美国访问期间，感受到美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独特的志愿精神。他认为正是这种精神，正是因为美国在政府、企业之外还存在一个强大的非政府组织才造就了美国的繁荣。自此，人们开始认识到NGO（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NGO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一极力量。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
因为各种原因，与国际NGO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相比，国内NGO还略显年轻。不过在这次地震劫难中，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茁壮成长。
事实上，“目前国内的草根NGO还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缺乏资源、缺乏资金的情况在很多NGO中普遍存在。”东区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张国远说，目前，国内草根NGO的80％资金都来自国外基金会。政府对NGO的态度长期以来是不支持、不反对，针对NGO管理的法律法规滞后。大多数地方政府没有相关部门愿意接手对NGO组织的管理。国内草根NGO往往没有注册，缺乏合法身份，有的只好在工商部门注册，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做慈善做公益还得纳税的问题。
当然，国内NGO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张国远说，心态比较狭隘，一些NGO不愿意分享自己的资源，不善于将资源进行整合。这些资源包括政府支持、资金以及与企业的关系等等。如果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资源实施共享，国内NGO在公益事业上的施展空间会更大。
一位专业评论人士认为，纵观日本NGO、台湾NGO的发展和壮大，很大原因在于阪神大地震和台湾“9·21”大地震中NGO积极参与了救援活动，从而获得官方认可。“每一次大灾难带来的大规模救援，都是NGO崛起的重要时机。”
NGO在此次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为仍处于草根阶段的本土NGO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有鉴于此，国家更应对NGO进行立法，这才能更有利于NGO在国内的发展。”NGO川办联盟新闻发言人张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