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6月6日电（记者程云杰 杨三军 王洋）在“5·12”大地震后成为废墟的映秀镇漩口中学前的河滩上，广州市的援建队正在赶着搭建活动板房。震后第3天徒步走出映秀镇的陈亮玉从崇州元通救助站第一次辗转还乡。
镇长告诉他“不要慌，板房搭好就可以回来”。
还乡，对这位39岁的汉子来说，是件迫不及待的事，不只因为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还因为心里那份“重回过去”的情结。
地震前，陈亮玉与妻子在镇里开了一家布行，每月平均可以收入五六千元。一旦今年新栽的6亩猕猴桃三年后挂果，收入每年还可增收四五万。然而，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他的人生在转瞬之间发生改变，也使这位正自力更生谋求幸福生活的农民被逼回到了原点。
他们12岁的大女儿死在漩口中学的废墟下，9岁小女儿因体育课侥幸逃生。然而，由于农田被泥石流掩埋，店铺和住宅被毁，余震不断，他们一家被迫背井离乡。
“我要回来，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陈亮玉说。他想重新开店，但是家里仅有203元钱，银行的12000元存款刚好还欠下的布款。“实在没法子，就去打工。”
在农业人口比重接近70％的四川，累计有20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登记注册，2007年创造的产值占全省ＧＤＰ的一半以上。虽然目前尚缺乏完整的损失统计，但像陈亮玉这样在顷刻之间就变得一贫如洗的现象并非少数。
四川省个体和私营经济协会秘书长王国滨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以从事服务流通业为主，由于普遍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他们大都习惯把资金投入到固定资产上，流动资金和储蓄不多，所以受灾的损失更为严重。
尽管如此，这些经常被人戏称为“小老板”的群体还是在自身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或自发或有组织地投入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
在江油经营蛋糕房和火锅城的重庆私营企业主帅兰因地震损失180多万元，但地震当天下午，她就拿出店里的米面为灾民和学校义务提供稀饭。
在德阳剑南镇的临时安置点，有13位个体户搭起免费理发点，一天就服务了500多人。在重灾区北川，当地个体和私营协会陈家分会会长袁凤林带领8名个体屠宰工与2名工作人员在震后立刻组成了应急抢险队，抢救活动持续到次日清晨，待部队进入灾区救援后，他们又先后用微型车将灾民和受伤群众多次往返转移到数十公里外的安全地带。
震后两天，德阳市区开门营业的个体户寥寥无几，各大市场平日的热闹场景荡然无存，市区最大的东桥市场、玉泉综合市场、城南市场内，市民拿着钱也买不到鲜肉、水果、蔬菜和禽蛋。德阳市个体和私营经济协会通过广播、电视滚动播出一份“致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倡议书”，90％的个体户在余震不断、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坚持断断续续地开门经营或流动供应。
抗震救灾战役进入第四周，很多受灾群众都希望在拥有相对稳定住所的同时找到工作机会，实行生产自救。除了政府劳动部门组织的就业机会外，一些地方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协会都有会员企业主动为四川提供外出务工机会。福建石狮就有2户加工企业愿意提供100个就业岗位，甚至愿意接受三口之家，由企业负责提供工作和为孩子联系接收学校。
绵阳市个体和私营经济协会会长陈安培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这股力量虽然不具备官方色彩，但一样有着令人敬畏的坚忍不拔精神和日益成熟的社会公民心态。
四川省很多受损私营企业都在尽己所能赈灾济民。兴利达实业集团在千佛山旅游区损失达5亿多元的情况下，为灾区提供公司及员工捐款捐物折款405万多元。新希望集团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反应是保障群众的安全，并于13日凌晨1时向灾区启运第一批火腿肠、饮用水、饼干和牛奶等救援物资。
陈安培说，如果国家出台扶持政策，解决一些受灾私营业主恢复生产经营的资金难题，那么损毁的经营场地可以加固重建，原有的经营渠道还可以利用，他们的生产经营就会尽快恢复到灾前的水平。这不仅是以民为本，也有助于减轻政府灾后重建的负担。
在中国人均ＧＤＰ已达到2000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城乡、地域和行业差距凸显扩大化的今天，大众对于财富积累的合法性与富裕阶层的行为模式变得更加关注。另一方面，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从业者确实良莠不齐，在震区也出现了一些哄抬物价和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的问题。
王国滨说，社会上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小老板做事总是为自己而不是为社会，这里有历史的原因，比如上世纪50年代的“一化三改造”，70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有改革开放初期制度和法律不健全的因素。但是，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以及个体劳动者“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社会责任感的增强，这个群体的凝聚力、公信力和行动力在增加。
自地震以来，每天睡觉没超过5个小时的陈安培红着眼睛说：“这场地震对灾区的个体劳动者与私营业主乃至整个非公经济体都是一场历练和考验。我们的眼泪都流干了，我们不想流泪了，我们要挺起脊梁，二次创业。”
(责任编辑：赵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