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赈灾反腐打破西方偏见
据6月1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6月12日是汶川地震一个月的纪念日，中国在救灾中表现出来的透明、效率和温情赢得了世界的掌声，但也不乏其他声音，不时就有人对善款使用中能否避免腐败表示“担忧”。
在善款上寻找攻击点
法新社11日的报道称，“中国已强调绝不允许腐败侵蚀巨大的灾后重建工作，但地震过后一个月，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誓言会成为现实”。报道说，来自全世界的数十亿美元援助已经流入中国，中国政府也已拨款100亿美元用于今年的四川灾后重建，明年还将有投入，“ 如此大量的资金，再加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承认官员腐败是一大问题，也难怪有人会怀疑部分援助在未到最急需者手里之前就被侵吞”。报道称，北京一家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为受灾地区捐款的市民中有58%的人担心捐出的钱被贪污，另一家报纸说，中国审计署每天接到举报侵吞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电话或电子邮件过百。
表达这种“担忧”对法新社来说已非首次。5月29日，法新社报道说，世界各地的人民将手伸进钱包深处去帮助中国地震的幸存者，但腐败可能导致并非所有善款都能送到数百万需要者的手中。报道称，地震发生两周以后，来自国内外的捐款已达到令人惊愕的347.9亿元人民币，但有关挪用捐助物资和使用诡计攫取这份慷慨的报道也已出现。
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尔森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对中国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在中国政府救灾之初，便有人认为是中国即将举行奥运会，“不得不”如此，因此在媒体报道中国赈灾中出现腐败行为后，他们认为这在中国是“必然”发生的，并把它当成攻击中国的靶子，有媒体甚至说，“外国人不要被中国救灾的假象迷惑，腐败才是中国的现实”。
早在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不久，有当地华人致信瑞典政府及一些非政府组织，批评他们对中国地震灾害“关注不够，救援不力”，但瑞典一家非政府组织却辩解称，他们之所以迟迟没有采取救援行动，是因为“担心赈灾物资被中国的腐败所吞噬”。《南瑞典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色，但此后在灾区出现的腐败行为却令人担心，因为这种腐败行为如果蔓延开来，将是一场比地震更大的灾害，会使救灾过程中所凝聚起来的民众支持、爱国热情包括外界的赞扬，转眼间化为乌有，所以如何制止赈灾中的腐败行为，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更大考验。媒体的报道对当地造成了一定影响，瑞典一家非政府组织便在前段时间要求将所募集赈灾款指定转交四川灾区的一所小学，该组织负责人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希望救灾款被腐败的官员据为己有”。
芬兰《晚报》刊文称，欧美国家就西藏和人权等问题对中国的指责，因一场地震“被迫中止”，甚至因中国政府在救灾中的出色表现而不得不发出赞扬声音，但他们寻找中国“软肋”的努力其实一直没停，如果中国在赈灾过程中发生腐败，无疑会使他们找到新的攻击点。
“美国之音”5月25日一篇报道的题目是“如何有效监督赈灾物资”，内容却几乎通篇来自同一个人的怀疑和猜测，称“虽然中国媒体近日披露灾区物资被挪用倒卖，但只是蜻蜓点水，没有触及问题核心”，还说“中国一些民众对当局的廉洁程度已完全失去信心，为防地方官员轻易贪腐，宁可捐物不捐钱”。
偏见被事实击破
不过，这一类的报道大多出于猜测。挪威《晚邮报》刊文说，虽然中国在赈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腐败行为首先是在中国被披露出来的，而政府随后也对腐败行为表明了严厉的态度，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将是中国防止腐败蔓延的保证。曾报道中国赈灾腐败的芬兰《晚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曾担心赈灾腐败行为将成为一些人对中国新的“攻击点”，但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坚决措施和态度无疑使这个“攻击点”消失了。
多家媒体提的更多的是中国打击腐败的措施。英国广播公司5月21日的报道说， 共产党的反腐机构发布一份通知，要求地方机构“迅速、严厉”处理任何与救灾有关的官员腐败。法新社5月29日援引新华社的报道说，来自国家审计署和地方审计局的300多名专业人员已派赴地震灾区，以确保透明使用捐款。6月10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题为“中国官员因地震腐败被免职”的报道说，四川省15名官员因为在地震救援中玩忽职守而被开除，“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任何与地震救济款项有关的腐败都将被严厉处理”。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报道说，在中国，私人捐款、福利机构或基金会作为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存在历史还不长。如何管理和使用捐款的法律也十分欠缺，中国目前的一些措施“都是良好起步”。
瑞典紧急事务救助署官员佩尔•约尔奈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似乎证明了中国在最近一阶段的救灾赈灾，包括打击赈灾腐败上都取得了成效，即使在那些对中国抱有敌意的媒体中，赈灾腐败的事情也没有成为他们炒作的对象，没有形成大规模报道。约尔奈斯的这段话得到了事实的证明，最近几天的瑞典媒体上，很少能看到关于中国赈灾腐败的报道。
“本能腐败”与“常规腐败”
几乎所有大灾难发生后，都会出现对腐败的担忧或传闻，这是一个几乎令所有国家都感到尴尬的问题。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公众表现出了对震后腐败的极度敏感。约尔奈斯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曾联合一批学者对大灾之后灾民的心理进行过专门研究，也包括大灾之后出现的腐败行为，这种腐败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本能腐败”，比如灾害发生后，人群中往往蔓延着恐慌情绪，此时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心理，即便自己尚未受灾，也会千方百计获取一些救灾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在成都市等非灾区出现救灾帐篷可以被视为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一些人因为灾害造成了个人损失，当有机会获取更多救灾物资时，“贪念”会比平时更重；另一种是“常规腐败”，主要是那些负责救灾而非受灾的人，在赈灾物资前纯粹出于个人私利而出现腐败行为。
约尔奈斯说，“本能腐败”和“常规腐败”都是不可原谅的行为，但“本能腐败”因为往往来自于人们的本能，所以几乎出现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一次灾害之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他评论说，目前在中国赈灾中有相当多的属于他所界定的“本能腐败”，明显的“常规腐败”目前还没有了解到。他说，在中国国内，人们对此应有清醒而冷静的认识，防止因此出现过激情绪，而政府也应及时公布信息，打消人们的疑虑。考虑到救灾是个长期的过程，这次四川地震又是中国近年来最大规模地接受赈灾物资，借此机会建立起救助机构的信息公开长效机制非常重要。
善款留存比例是个难题
位于新泽西州的美国“慈善导航者”是对全美国依靠从社会大众募集资金的5300家大型慈善机构进行评级的专业机构，其副总裁桑德拉女士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中国一些民众似乎认为善款百分之百都该用在赈灾上，这种想法有些苛刻，因为慈善机构确实需要提留一部分资金用于下一步的募款，以及其他必要的开支，例如电费账单及管理费用。桑德拉说，在美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府或法律规定，要求慈善机构从其核心项目计划开支中存留额度的统一标准，美国的慈善机构将开支划为三类：计划、筹款和行政管理。这些慈善机构75%的开支主要用于它们所赖以存在的“计划”及服务类，用于“管理费用”的低于15％，用于筹款的费用也低于15％。社会公众都能够获得慈善机构的这些信息，主要途径是评估该慈善机构的年度退税信息，在美国叫990表。根据美国法律，慈善机构需要向任何当面或书面提出要求的个人，提供该慈善机构最近3年来有关档案资料的复印件。美国政府对非营利机构几乎很少监管，非营利机构的管理规则由联邦政府的国内税收局和州政府的检察长来负责。正因为如此，捐款者要在捐赠之前对慈善机构进行一定了解，这也是“慈善导航者”存在的理由。
桑德拉说，中国最近每天都在更新善款数额，来自世界的捐助者关心善款的去向也属正常。她说，重建过程是漫长的，不同的慈善机构承担着不同的使命。有的是为了提供立即救助，有的着眼更加长远的目标，当捐款者认为他们捐款是为了应急救助，而慈善机构要提留一部分资金以满足未来的需要时，疑问就会产生。在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后的赈灾募捐，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瑞典官员约尔奈斯介绍，在瑞典，包括紧急事务救助署这样的组织会把收到的善款总额及时公布在自己网站上，当使用这笔钱时，相关用途也会及时发布。这些机构也有正常的运营费用，但来源并不相同，独立的慈善机构会从接受的善款中截留一部分作为自己的运营费用；而隶属于政府的救援组织，运营费则来自于政府的拨付。不过无论是哪种机构，运营费用多数是固定的，与接受善款比例无关，并且在每年年初对外公布，当有特殊需要不得不增加时，会根据相关法规进行追加。（席来旺 雷达 汪北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