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常有的思维。发生了天灾人祸，马上会想到如果事情发生在别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会怎么样？比照中，有一种寻求解决之道和反思的内在动机。改革开放后，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先进――不仅是科技的进步，更有高效的管理方式和人文精神。
这种横向比较让我们看到差距，也带来可资借鉴的经验。
“南郭先生”阅卷出现差错多，有的与缺乏责任心有直接关联，品行上存在严重问题。因此，挑选高考阅卷老师，不能只看其业务能力，还要看其品行和日常工作责任心。有关部门应从此事件中吸取教训，减少冤假错案，使考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蒋晓娟被破格提拔符合不符合相关规定，我难以断言，但我敢断言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取消了从教资格的“范跑跑”，不仅再做不成教师，恐怕也很难找到其他自己满意的工作――因为趋避卑劣小人，是每一个单位或群体的自然反应。
官员工作时间打牌、赌博的情况，已经不是出现一次两次，被处理的官员也不是一个两个，为什么这样的事情禁而不绝、止而不停，这个现象的存在，是官员自身的问题，还是对官员监督的问题，很值得讨论。不从根本上制止官员上班时间打牌，就不能回答普通老百姓这样的质疑：上班时间“斗地主”，怎么也有4100元月薪？
有效的机制可以让我们在灾害面前从容应对。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希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能以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灾难的有效办法，如各种资源的快速动员和有效调配，如震后次生灾害的防范，如救灾款物分配的全程审计监督，如心理救援的快速跟进，等等。
这么看来，这家支行好像挺冤枉，他们不过是按照“上级下拨的费用一定要花完”这一规则办事而已。这个来自大型国有企业的“特别费”和一些地方的预算一样，基本上就是“只问花钱不看效果”。如果“特别费如预算，花不完就是笨蛋”，自然难免被用于为职工搞福利。只有关注和监督企业内部“抗震救灾特别费”使用的合理性，才能避免“不惜一切代价救灾”演变为“不放过任何机会违规”。
城市防洪法，起码应包括以下三点：首先，要有个宏观的防洪规划。“大而言之”，一个城市“四面八方”的城防工程应确保“百年不遇”；“小而言之”，新区也好，老城也罢，街道、住户应排涝及时，不被水淹。其二，明确政府责任。城市防洪法应明文规定，城市街道不应该有长时间的“水浸街”，更不应该有“水进家”。其三，开辟法律追究通道。城市如果一再“水浸街”、“水进家”，百姓应该依法向有关部门问责。
假如通过这次批评，文学中人能够认真思考“王兆山现象”，并更加认真地思考这场灾难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则灾难不仅是衡量作家的砝码，同时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引擎。基于这些机会和理由，近年来正在饱受批评的文艺界，应该有通过这次机会从整体上提高水平、改善形象乃至浴火重生的意识和勇气。而退一步说，即便这一机会并不那么容易把握，但至少应该由此风波明晰文学创作的底线。
开发商为何竟如此之“牛”？原因固然很多，如开发商利欲熏心，如资本暴力，但也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成了开发商的“保护伞”。地方政府成开发商“保护伞”，是有理由的。首先，在“土地财政”政策的指导下，一些地方财政收入越来越离不开开发商了。其次，尽管很多城市拆迁是市场行为，但是，在种种利益的诱惑下，一些地方官员不但对野蛮拆迁行为不予以制止，甚至有的还暗中参与。
我们说，廉政问题需要抓，但是，抓廉政问题决不能图于形式，决不能以为在形式上来点花样，就说明重视廉政建设了。廉政问题能不能抓好，关键要看如何健全监督、检查、考核、奖惩机制，如何抓好日常性的监督与管理，而不是一两个花样就能解决问题的。
灾难，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但灾难也让我们获得了很多东西。在抗震救灾中涌现出的一个个道德英雄及其道德精神就是灾难所带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仰。但，绝不能在道德光芒的遮蔽下放弃制度的原则和公平的底线。毕竟，道德的闪光永远不可能代替制度的规范。
对此，有关部门应有清楚认识，如果“华南虎照”一旦确定属于造假，就要坚决按照党纪国法，追究参与造假者的责任。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依法追责。虽然，在这件事情上，国人已经等待太久，但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利用最后的机会，妥善处理“华南虎事件”，力争将过去失去的公信力慢慢找回来，这也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说埋没一位演员无所谓，但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中国的演艺事业和影视事业退步和衰败。与之相应，演艺事业和影视事业越退步和衰败，银屏上的尺度就会越来越大。因为，既没有艺术性，又没有尺度，哪里有票房收入？所以，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笔者认为，演艺圈的潜规则到了该大扫除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可以容忍无良导演糟蹋漂亮女演员，但不可以容忍他们糟蹋中国的演艺事业和影视事业。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责任编辑：廖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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