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戊戌变法110年：康有为作用有那么大吗(图)

光绪帝画像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奉谕上行走

慈禧与光绪嫔妃在颐和园内

　　康有为的作用有那么大吗？

　　——回望戊戌变法110年

　　文/傅国涌

　　1898年，光绪帝还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论，他确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都不可能。

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洵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的。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站到了这一边。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会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鲁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当然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康有为因身历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16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晚年在他所反对的民国安享富贵尊荣。他支持张勋复辟，可惜只捞了个弼德院（清末仿日本枢密院新设立的国务院顾问机关，徐世昌任院长）副院长的虚职。他在西湖边筑庐，娶得孙女辈的西子姑娘为六姨太。他在《大同书》中鼓吹一夫一妻，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那只是给后人研究的思想罢了。我曾说，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会发芽的。在百日维新之后，他实际上已成了个拉倒车的。相比之下，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的贡献要在他之上。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掘出来。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天花乱坠，比如所谓的衣带诏是他伪造的，比如所谓的1300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也与事实多有出入，当然，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一

　　1888年，康有为30岁，一介书生，没有官爵，连举人的身份都还没有，按照清王朝的制度，他根本没有给皇帝上书的资格，也没有过问国事的权利，他却写下了一生中第一份上光绪帝书。当然他的上书根本就到不了光绪的手中，这一年光绪帝虚岁只有18，还没有亲政（一年后光绪帝大婚才亲政）。

　　此后，康有为锲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光绪上书，从1888年到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的那年6月，他已经给皇帝四次上书。这些上书无一能上达天听（康有为本人的说法，第三封上书皇帝看到了，而且很感动），要是一般人肯定放弃了，坚持8年不容易，8年中他完成了科举的几个台阶，先是成了举人，再是甲午战争那年中了进士。到1898年1月，他又连续三次上书，年轻的光绪帝终于看到了他的变法主张，并大为感动，要见他。

　　从1895年到1898年之间，民族危机的压力日甚一日，和他一样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还有大量青年学子，包括谭嗣同、陈三立等“翩翩浊世佳公子”，甚至一些体制内功成名就的官僚也在琢磨着怎样才能挽救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鼎立支持康有为走上这条风云之路的是他在广州万木草堂的门生弟子们，才华卓越、少年中举的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

　　从1895年第四次上书不成以后，康有为有将近三年没有上书。这几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他组织了北京强学会，发展到上海等地，参加或支持这个强学会的人有不少还是朝廷命官，比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刑部郎中沈曾植、内阁中书（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等人，还有一个当时赋闲的温处道（清代浙江省行政区划之一，辖温州、处州两府）袁世凯。也是1895年，他令得意弟子梁启超办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每期发行3000份，随朝廷的邸报免费赠送给各级官员，开启管制。1896年，他令弟子梁启超等人和汪康年等人合作在上海创办了非常有影响的刊物《时务报》。1897年，又在澳门办了一张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知新报》，他的弟弟、后来被杀的六君子之一康广仁任总经理，主笔的都是康门弟子。理论上、组织上、舆论上，这一切都为他在戊戌年的出场提供了前提。

　　二

　　1897年，因为德国要强占山东半岛胶州湾，各国列强纷纷提出新的要求，英国要强租威海卫为军港，俄国干脆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法国要强租广州湾为军港，还要强租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各岛屿、大鹏、深圳二湾，租期99年，美国也要了粤汉铁路的路权。由此引发新一波的民族危机，呼吁维新变法的声浪也随之高涨。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是1898年1月写的，其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他说这三策，能做到上策，国家可以走上富强之路，能做到中策，则还可以勉强维持，能做到下策，则国家不至于全完蛋。请皇帝选择。至于他自己会不会因言获罪，已经顾不得了。这封上书中有一番很沉痛的话：

　　“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最后还有一句话，康有为说自己不忍心看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煤山上吊的一幕重演。这次上书也没能及时到达皇帝手中，但后来终于转达上去，那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据说很是打动了年轻的光绪帝。

　　光绪提出要召见康有为，因为康只是六品，按大清惯例四品以上才能召见，所以被王公大臣劝阻了。皇帝只好派大臣王公1月24日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又命他们转呈康有为写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等文章或书，前一本是讲日本明治维新的，后一本是讲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变革的。

　　康有为继续写他的折子。第六次上书是1月29日，写的这个折子全名是《应诏统筹全局折》，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变法纲领，其中最急的有三条：

　　第一、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第二、一定舆论，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则下情咸通……。第三，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皇上每日亲临。

　　第一条的意思是，宣布变法，第二条很具体了，就是在午门设立专门的上书处，每天轮流派两个御史去值班，允许天下读书人、老百姓上书言事，下情可以迅速上达。第三条设制度局是制度创新，他说可以仿造清廷早年几个皇帝设南书房、军机处的先例，但是他设想的制度局明显是近代的产物，他自己有具体的构思，要在制度局下面设立12个局，包括：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等。

　　这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行政机构的规模设置，其中度支局就是财政局的意思，游历局是管理全国各政会、学会、教会、游学等团体的，类似民政的部分功能。其中制度局是要害，如果设立起来，实际上就架空了原有的军机处和六部，这在当时是个极为大胆的建议。这封上书到光绪帝手里，据说皇帝“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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