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戊戌变法110年：康有为作用有那么大吗(图)

陈宝箴之子陈三立

陈宝箴故居

　　五

　　9月13日，经谭嗣同介绍，毕永年住到康有为他们落脚的南海会馆。不过14日，当康有为正式与他密议利用袁世凯进行兵变，毕永年觉得没有可行性。

　　15日，康有为、梁启超和康广仁又和他密谋兵变事。具体计划是，先说服袁世凯以兵围颐和园，由毕永年带一百人“奉诏”去抓慈禧太后，然后废掉她。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他是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湖南的唐才常，也是谭嗣同的朋友），说他“沉毅”，说唐“深骘”，但毕永年没有答应，只是提议把唐才常叫来。

电报当天发出。17日，他和康广仁谈话，表示担忧，康骂他书呆子、书生气、拖泥带水。当天晚上圣旨下达，催促康有为出京。他感到大事不妙。北京已在风雨飘摇之中。19日，康等都没有露面，他从谭嗣同那里得知袁世凯没有承诺，当天搬出了是非中心南海会馆。不到两天，9月21日，政变发生的那天一早，他就匆忙离开了北京。后来他参加过孙中山的革命，削发做了和尚，1901年底，在一寺院病故，年仅32岁。在他仓皇离京的前一天，9月20日康有为已离开北京。

　　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围颐和园、抓慈禧太后，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日记。这本日记在85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这本叫做《诡谋直记》的日记逐日记载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大历史。

　　这本日记中透露，谭嗣同其实并不赞同康有为的密谋，但他毅然夜访法华寺，主动承担这个重任。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9月21日政变发生后，他也完全有机会出走，但他选择了留下。当时他和梁启超、徐仁录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他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 “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谭嗣同被捕前对徐致靖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即使在面临生命危险时，他仍谈笑自如，真正是豪杰之士。他担心的是康有为能否逃出。

　　六

　　康有为南下是在天津取道海路，两次遇险。先是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康有为乘坐的重庆轮，飞鹰号回报，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民国海军总长）是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到了上海吴淞口康有为又差一点被抓，因为英国领事馆及时救援而幸免，乘英国船到达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帮助下化装离京到天津，乘船去日本。康有为也随后去了日本，从此开始16年的流亡岁月。他自称身上带有光绪帝给他的衣带诏，内容曾在上海的《新闻报》、《字林西报》及《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上发表过：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他在日本拒绝见孙中山，理由就是自己负有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接触。事实上，确有一份密诏，但并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也不是写给他的。1898年9月14日，光绪在变法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法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9月18日，光绪帝已感到岌岌可危，命杨锐带出衣带密诏。当天，康有为就看到了抄件，不是原件。

　　在海外多年，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就是他修改过的伪诏。杨锐将密诏原本交给了他儿子，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的抄本。光绪帝给杨锐等人的密诏原文很长，不像康有为公布的那份简练。其主要内容如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两个不同版本的衣带密诏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版密诏是说光绪帝交给杨锐的密诏是给他本人的；二是康版密诏是要康等“设法相救”，而后面的这份密诏虽然着急，却是要他们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所以要他们把办法交军机大臣。一个是呼救，一个是问计。

　　康有为还伪造了光绪帝要去办报的另一道密诏。事有其事，诏有其诏，不过是9月17日的明发上谕，不是密诏，而且措辞内容都被康有为改了。

　　康版衣带诏是假，当时在日本有一个知情人就是王照，他是那个导致形势恶化的人之一。他本来是礼部主事，曾上书请光绪帝出洋游历，奏折被堂官拦下，最终导致六堂官被光绪帝罢免，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线之一。平时康有为都让梁铁君（精于技击）看住王照，在东京，他的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就是软禁。王照在犬养毅家亲笔写下出京一切经过以及康有为所称衣带诏是伪造的等，洋洋数千言，与康有为后来所记多有出入，康有为作伪的真相因此为部分日本人所知。不过，当然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而且康有为以为杨锐已死，死无对证，有恃无恐。他不知杨锐死后，其儿子扶棺出京时，将衣带诏原本缝在同乡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了四川老家。1909年光绪和慈禧太后死后，杨锐儿子将这份密诏交给了都察院，转呈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从此密诏的真相大白于世。但是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以为康有为手里拿的是真的衣带密诏。

　　七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光绪帝下的新政诏书就有一百多件，几乎每天至少都有一件，真的是像雪片一样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了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已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帝王之师、前户部尚书翁同龢还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当时全国的18行省，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才真正推行了新政，尽管不断遭到守旧势力的反抗、抵触。而且，湖南新政的起步要比百日维新更早一些，到戊戌年已有一定基础。

　　湖南新政是整个19世纪末维新运动的重头戏之一。从某些方面看，要比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更扎实、更有望推进文明转型。陈宝箴父子当时在湖南所开辟的途径，毫无疑问是通向现代化之路的，而且达到一定高度。

　　南学会、保卫局、武备学堂、算学堂、时务学堂、《湘报》、《湘学新报》…… ，这一切都是新生事物。短短两年间，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相继创办，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在这个时候出现。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

　　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推动政治参与，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和民众接触最深的就是空前的“南学会”，特别是通俗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一代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时候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绝做不到。”

　　在“南学会”的示范、带动下，湖南各地各种学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南学会”的分会，还有舆地学会、算术学会、公法学会、化学会等等。很多年后，史学家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评价湖南新政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

　　以开民智为宗旨的时务学堂受到光绪帝的关注，曾夜读时务学堂章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盐税资助经费。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40人，参加者章士钊、杨树达等回忆，陈宝箴亲自“监临收卷”，陈三立亲自“校阅文卷”。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

　　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在挽陈宝箴诗中还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于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才，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日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他在附片中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其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在据说是康代拟请求褒扬陈的奏折中，实际上隐含着康对陈在应付保守派时不够强硬的婉转批评或不满。

　　百日维新转瞬即逝，“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躁冒进，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确实不无异议。和康有为的路线相比，他们的步子要走得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他们当时耿耿于怀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因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而夭折，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

　　黄遵宪在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是个异数，可惜只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

　　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湖南，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陈宝箴还致电荣禄，希望他能“息党祸，维元气”， 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鎏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

　　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他们赢得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配角。其实，历史从来都是合力构成的。回望戊戌变法，康有为固然不可回避，光绪帝和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等人同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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