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29名川籍劳教人员获“特赦” 赴灾区救赎

记者找到徐星时，他正在重灾区什邡埋头帮村民重建家园。

袁建和梁东是崇州灾民的“义务保安员”。

颜婷细心地帮陈念儒洗头。

　　这是一支独特的返乡队伍。29个人有男有女，在广州出发后却各自孑然一身钻上火车。和5月12日以来无数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一样，他们要赶往四川，那片被撕裂的土地。

　　只有特别细心的人，才会注意到他们的与众不同——低垂着头，不爱与人搭讪，男人大多剃个光头。

　　6月20日中午，17岁的徐星（化名）回乡刚好一个月。站在红星村村民何安贵家屋顶上帮忙重建的他现在是一个志愿者，没有人知道少年隐藏的秘密。

　　5月20日，广州司法局要求9个劳教场所统一放人——依法减期，提前释放余期在3个月以内的29名四川籍劳教学员，让他们返回家乡。

　　“我们在做一个试验，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善的，在大灾难面前扬他们的善，展现人性。”广州市司法局局长卢铁峰与劳教局政委廖伯祥说起这个大胆的决策，都喜欢用“一锤定音”一词。

　　当然，他们也不讳言决策背后存在“放虎归山”的风险。司法界的反响很强烈，行内人说广州正在进行一项应对特大灾难的“司法实践”；江苏徐州等地却悄然跟上，陆续效仿。

　　29个人返乡后都干了什么？本报记者跟随干警，找到隐藏在灾民中的他们。

　　徐星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他回乡刚好一个月，头发已经长出来了。

　　什邡市湔氐镇的气温有点高，徐星手里有根钢筋，任务是撬下屋顶仍完好的椽子。他已记不清何家是第几站，说自己只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几天里，来探望他的广州市少教所周副大队长目光里总是惊讶，“也许因为地震，也许因为提前解教，他有了很大的变化”。

　　“无论做多好都是打骂”

　　离开广州市少教所那天，距离徐星的最终解教期——2008年8月21日还差60多天。2007年7月22日，他因“与同伙在昌岗中路南方花园附近的人行道抢夺事主价值人民币2011元的项链一条，被决定少年教养一年”。

　　每一个曾经桀骜不驯的少年背后，都有自己的心灵创痛。

　　徐星的家在四川省达州市。最初，徐星的父亲是海南建筑工地的一个小包工头，爱赌；回到四川后，父母在镇上租了几个门面做生意。不久后，徐父因卖黄碟而进了派出所。

　　从派出所出来，徐星的父母卖了门面到汕头去打工，却被骗搞传销。不久，徐母独自一人回到四川，说了句“你爸爸说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之后，徐星就再也没见到父亲。

　　“那时我刚上初一，曾拿过全年级第三名。每天早上我总是把饭做好，把碗洗好再上学”。但在徐星的记忆里，无论做多好，母亲总是打骂。

　　“我这么听话，却过这种日子，还不如像姐姐一样玩”。初一下学期，“我用铁棍打断了同学的肋骨”，他对教导主任说，“不用你开除，我现在就不读了”。

　　他被母亲送到了当地一所私立的文武学校。初三那年没参加毕业考试就离开了学校。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报复母亲，“我想变坏，越坏越好！”

　　2007年上半年，徐星到了广州，他的人生轨迹彻底转向。

　　一次打架后，他在火车站待了七八天，“后来有几个人过来找我，让我跟他们一起工作”。

　　徐星说，他当时别无选择。那是2007年6月份，“广州已经很热”。所谓的“工作”看似简单，“主要是卖白粉，白粉没货的时候，就去抢东西”。2007年7月，徐星和同伴抢夺后顺着马路中间的护栏跑，准备掉头过马路的一刹那“撞到了面包车上，当时就晕了”。

　　“醒来后，我就想这下可栽了，起码要在监狱里蹲三四年”。那一年，徐星16岁。

　　“我突然再也睡不着了”

　　16岁的徐星不能被判刑。他被送劳教，为期一年。

　　在少教所的日子，徐星每天6时30分起床，然后操练，“我们每天都要上课，学习一些法律知识，看一些教育片，然后就是干活，做些钱包、电子玩具之类的东西”。

　　不过他最爱干的事情是睡觉。“在里面，基本上很少想问题，只求时间混得快点就行了，只要一想事情就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就觉得难熬”。

　　为了多睡觉，徐星想了很多办法，“我干活飞快，一般下午一两点就干完了，剩下的时间我都可以去睡觉”。

　　“是地震改变了一切”。5月12日，徐星像往常一样，电视新闻把他叫醒了。只要不下雨，每天晚上少教所都会组织大家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睡不着了。看到电视里的画面，我很难过，看到救灾的场景，又很感动”。

　　“一直想哭，想发泄，但是发泄不出来”。徐星说，他所在的少教所一共200多人，其中有4个是四川人。其他人都睡下后，“我们四个人围成一团，坐在那里，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想睡觉”。

　　此后的几天，徐星再也不想睡觉了，“我很少说话，总觉得心里很难受”。

　　“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

　　“我想出去帮点忙，出点力”。但徐星知道，劳教期还有两个多月，这种想法不切实际。

　　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此时却在广州市司法局的决策者中酝酿着。

　　5月18日晚，负责徐星管教工作的周副大队长找到了徐星。“因为情况特殊，而且你的表现一向不错，司法局想给你办减期，回去参与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徐星记得，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面前，徐星却犹豫了。

　　“一旦提前放我，选择的路就不一样了”，徐星说。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重新回归社会的准备。“我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原来的路，不接受，出去后继续做小混混。第二条就是回老家踏踏实实地重新做人。”

　　“我的性格就这样，一旦答应就是搭上性命也会做到。有人让我打人，我去了之后才知道那个人是朋友，可我已经答应了，宁愿回头让他再打我一顿，也会打。”

　　周副大队长没有让徐星立即答复，“你考虑好了，明天来找我吧”。这一晚，徐星第一次失眠。“我是继续呆在这，还是回去抗震救灾？”这是近一年来，他第一次认真地想事情。

　　天快亮的时候，徐星拿定了主意。“还是回去吧！积点德，可以减轻我以前做过的坏事，其实老老实实过日子也没什么不好的”。

　　在徐星看来，少教所的行动迅速而有效率。在说出决定的当天，他的办理减期的手续已办妥。

　　“这段日子最有意义”

　　第二天一大早，徐星登上了开往达州的列车。他在火车上足足待了29个小时，也思考了29个小时。

　　车厢里，有人觉得年纪轻轻的他没有头发很奇怪，“虽然也是运动装，但是很脏。她们盯着我看，我就盯外面”。

　　“干坐在那里，不得不想问题，没有外界因素干扰，我理顺了一些想法”。徐星说，“这次想了很多以前不会想的事，我想到了妈妈对我的好，其实她打我一下骂我一下也无所谓，她过得挺苦的，再这样会疯掉”。徐星说，在思考的时候，他第一次后悔了，觉得以前那些事给其他人带来了伤害。

　　到了达州，徐星直奔家门，见到母亲时，他面无表情。母亲则只是笑了一下。“地震对达州的影响不大”。在家看电视后，徐星想去汶川，但没钱。他找妈妈借，“我从来不问她要钱”。

　　这一天，徐星先是上街买菜，然后走进了厨房，“我想为妈妈做顿饭”。

　　在拿到母亲给的600元后，徐星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并转车到了什邡，“通往汶川的路封了，我去不了”。到了什邡，他四处打听，想知道哪里的情况最严重，“有人告诉我是红白、龙居和洛水”。

　　最终徐星选择了龙居，“先是登记成为志愿者，后来就跟着他们东奔西跑，搭帐篷、搬运物资，他们需要什么，我就帮他们干点什么”。

　　“早上7时起床，晚上11时睡，有时候干活干得很晚，志愿者吃什么，我就吃什么。”6月14日晚，周副大队长一行找到了正在忙碌的徐星。他埋头帮何家拆危房，在两天里掀完了整个危房上的瓦片。危房上掉下的瓦片伤了手臂，他随便包扎一下又上去了。

　　在柿子坪村的赵家，村民赵忠和清秀可爱的女儿遇难，他整天抱着女儿的遗像蒙头大睡。徐星默默地帮助赵家清理废墟，看到这个少年，老赵终于从床上爬了起来。

　　“从出生到现在，这段时间过得最有意义，精神上很满足”，徐星说。“我想踏踏实实做人，将来修个孤儿院、救助站什么的。特别是学校，如果以后我是包工头的话，我会把学校建得很牢固。”

　　“我们从这里开始重生吧”

　　在一个月里，广州市司法局一共派出7名回访的干警。他们带着忐忑的心上路，带着难言的感慨归来。

　　自贡市荣县鼎新镇大龙村的袁建和威远县严陵镇的梁东，都是在崇州被找到的。他们钻进了灾民安置点。

　　尽管劳教前有多年的保安经验，但维护这里的治安秩序并不轻松。受灾群众情绪激昂，两人凭着亲切而又熟悉的乡音和经验扛了过来；还大胆向指挥部建议设立临时停车场，意见被采纳后，安置点秩序大变，受灾群众才发现是两名“义务保安员”撑起了平静安宁。

　　崇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得知后，郑重表示：“即使安置点撤消后，只要你们愿意，希望你们继续留在崇州。”

　　34岁的颜婷获得40天的减期，她赶到了住在江津区人民医院的陈念儒的身边。陈念儒是北川县羌族妇女，被救出时已压在废墟下30个小时。颜婷的家离江津区人民医院不远，回家后一听说北川县转来了近百名地震重伤患者，她马上买水果到医院看望。看到陈念儒身边没亲人照顾，她当即决定留下来。做按摩、搽身子、端便盆，就这样照顾了20多天。

　　“我的命是捡回来的，小颜你那么年轻，今后的路长着呢。你有耐心、爱心，相信你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成的，过去的一些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都从这里开始重生吧！”陈念儒对颜婷说。

　　“特赦”背后风险？意外？

　　司法界高度关注同类单位悄然仿效广州创举被称抓住“突破时机”

　　回访干警一个接一个的信息，让广州市劳教局党委书记廖伯祥放下心中大石——在震后的乱局中，到昨天为止29个提前减期人员里，回访跟踪的干警找到了16个。他们不是在家中安心救灾，就是正在救灾的队伍中忙碌。这是一个让人欣慰的结果。

　　会趁乱打劫或“放虎归山”？

　　“说实话，我们虽然没有违反国家政策，但谁敢说这不是有一定风险的呢？”做决策的瞬间，廖伯祥记忆犹新。

　　5月13日，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局长卢铁峰，他紧急布置一个任务——对广州市司法局辖下的9个劳教所进行摸查，共有多少川籍劳教人员。

　　“我们发动了捐款，但是局长觉得这样似乎还不够。”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卢铁峰心中酝酿，他与廖伯祥商量了起来，“按照国家的政策，我们可以有给余期三个月以下的劳教人员减期的权限。我想，如果能让他们提早回家参加救灾，是不是一个好做法？”

　　这个想法看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却很谨慎。按照司法部制定的《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劳动教养管理所可审批减少或延长劳教期限，但什么情况下可以执行，条文里没有详细规定。

　　因为自然灾害而为劳教人员减期，这在国内还没有人尝试过。广州市司法局决定吃下这个螃蟹。“当然有一定风险了，我们也怕引起争议，有人担心这些劳教人员会不会趁救灾混乱趁火打劫，提前"放虎归山"？我们都考虑过。”

　　“有一个我们就没放”

　　“如果把这三个月让他们都留下来，教育的效果又如何呢？”从事劳教工作多年的劳教局副局长李果华认为，凭经验他对这29人“基本上有把握”。

　　“决定放谁不放谁，我们做了逐个的排查，每一个都详细谈话，也要他们真心地承诺。”他告诉记者，并非所有余期不到3个月的川籍劳教人员都在减期之列。“有一个我们就没放，他的劳教期限相对较长，而且接受改造期间表现一直不太好，就没有对他减期。”

　　“我们非常慎重”，从5月13日作出决策到5月20日实施“放人”，广州市司法局及辖下的9个劳教管理所所有工作人员全线压上，通宵忙碌。“工作要做得很细，这毕竟没有人做过，我们要做好总体评估也要做好个体评估。”

　　事实上，有多年司法经验的卢铁峰和廖伯祥不舍的是这种做法的效果——29个人的提前减期在各个劳教所都不啻是一场微型“地震”。“放人后，留在所里的劳教人员特别平静，大地震和这种人性化措施，震撼心灵。”

　　“社会在进步，司法实践也在进步。什么方式效果最好？这是实施教育的好时机，更是活生生的教材。”李果华说。

　　“我们不是消防等冲在抗灾一线的队伍，司法单位能做点什么？这一点风险我们勇于承担。”廖伯祥分外坚定。

　　司法部发文认可“创举”

　　“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剩下的十多个劳教人员，客观评估这种做法的效果。”卢铁峰说。一个月过去了，这场“司法实践”的效果到底如何，承受着司法界的高度关注。

　　在特大灾难袭击的特殊时期，对任何政策执行者都是智慧和能力的考验。广州的做法被行内认为是抓住了特殊的“突破时机”——就在广州市司法局5月20日“放人”后，5月22日广东省劳教局就转发了司法部的通知，要求各地劳教单位“对家庭受灾严重、直系亲属出现伤亡事故的，而且劳教余期不长的劳教人员，可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办理所外执行”。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广州的“创举”得到了上级司法部门的认可。

　　随后，不少地区的劳教单位都悄然跟上广州的步伐——5月31日，三水劳教所送一名劳教人员回家，随后是江苏徐州等地。让人瞩目的是，6月14日四川广元监狱批准9名家在北川的服刑犯回家探亲，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此举不等于“特赦”

　　网络上有人把此举与古时的“特赦”联系起来。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教授指出，称为“特赦”不妥，因为“特赦”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他认可举措有令人鼓舞的效果，“过失犯罪及其犯罪对普通公众没有任何危险性的人，如果本人有参与救灾的愿望，可采取变通的方式让其参与。”

　　部分网民则感到不以为然。网民肖斌就认为，“劳教人员只要符合相关法律条款，就应该理所当然地考虑奖励，而不能因为遭灾、或其他原因就网开一面。"照顾性"的优惠措施，实则造成了籍贯歧视和"人性化"掩盖下的司法不公。法律如有明文规定是另外一说。”

　　但有网民认为，此举是司法进步的表现。“"人性化"办案、"人性化"管理是我国法制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　（记者廖杰华、邱瑞贤 通讯员汤白云）（因涉及未成年人及保护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